中国美术馆丨兼收并蓄雅俗共赏任率英书画赏析

任率英(1911—1989)是中国工笔画家、连环画家、年画家。他的早年艺术生涯充满艰辛,幼时曾在镇上老画工冯老智的画室观摩,并广泛地接触各类传统艺术,包括多种民间艺术和传统文人画作品。

20世纪30年代初,任率英通过各种函授课程开始学习西方绘画技法。1934年,他参加了北京国画函授班,学习中国画。1939年,他前往北平拜“京派”人物画家徐燕荪为师,正式开启了学习、创作人物画之路,并深入系统地研习了传统书画艺术。

图1 任率英 军民一家 42cm×64cm 1949 中国美术馆藏

20世纪40年代末,他为《纪事报》《工人日报》等报刊创作长篇小说的插图。这一阶段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为任率英之后的艺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任率英加入北京新国画研究会,响应政府号召创作了一系列连环画和新年画。1951年,他加入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并成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创作员。这一重要身份转变也造就了任率英连环画、新年画和新国画创作的黄金时期。

此一时期佳作频出,他逐渐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人物画风格。而他与众多艺术家如王叔晖、刘继卣等一起创作连环画和新年画则共同促成了传统工笔人物画的笔墨转型。任率英曾说:“我的艺术道路是解放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旧社会画画是为了养家糊口,新社会画画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文革”期间,任率英的创作几乎中断。在拨乱反正后,他以极大的热情继续进行艺术创作与探索,并最终获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1]50通过分析中国美术馆藏任率英代表作,笔者试图梳理艺术家的个人经历、所处社会背景和思潮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以此观照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转型之路。

图2 任率英 连环画《桃花扇》之八 21cm×27cm 1957 中国美术馆藏

笔者将中国美术馆藏任率英作品简要划为三个创作阶段:初期探索、实践出新、重获新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等要求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指导下,革命美术仍然是此时的创作主题。1949年,任率英的中国画《军民一家》(图1)即是在此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该作品描绘了农民老乡感谢解放军的场景,打破了传统人物画的范式,以写实主义的形式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日常生活场景,并将连环画中的动态感引入,使视线集中到右下角的解放军。人物的刻画手法尚未完全脱离传统人物画,设色较淡,在人物造型方面,尤其是对面部的表现,带有明显的传统年画意味。

图2 任率英 连环画《桃花扇》之十一 21cm×27cm 1957 中国美术馆藏

远景中的农舍反映出作者试图融合传统界画的表现方式和西方绘画中的透视原理,以期更贴合观者的直观感受。此时,任率英的探索方向可以从他1950年发表的文章《再谈小人书的问题》中窥见,文中写道:“……旧的小人书当然有许多画得很坏,但的确有的画得很好的,它们表现故事,引人入胜,使读者不忍放手,看完一本等于看完一部电影。旧小人书的表现技巧是值得学习的,换上新的内容不是一样地吸引读者么?”[1]29可见任率英对实际的群众状况的了解。

虽然文章主要是立足于对连环画的思考,但我们从中仍可看出他关于传统艺术形式的种种观点——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而判断“精华”的标准即是满足大众的需求。将传统与大众需求结合,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宣传新思想的教化目的。因此,笔者认为任率英创作连环画的思路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工笔人物画创作。

图2 任率英 连环画《桃花扇》之十四 21cm×27cm 1957 中国美术馆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是任率英创作的黄金时期,更是工笔人物画重要的转变时期。一方面,政府在创作新年画、连环画方面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在从战时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政府对年画、连环画的创作指导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从全盘否定传统艺术内容,转为从古代经典、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等中吸收借鉴优秀的传统精神和特质,并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图2 任率英 连环画《桃花扇》之十六 21cm×27cm 1957 中国美术馆藏

因此,此时的创作打破了主题单一、过于直白的图像符号和场景的局限[2],解除了主题内容的限制,表现手法和形式自然变得更加自由,同时苏联的作品也带来了新的影响。[3]综上,画者们得到了更多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自五四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画的创作从宏观思想观念到画论与技法,再到创作和学习实践等各个层面产生了复杂剧烈的变化,学习的对象从欧美转向苏联,随之而来的是文艺政策的变化。在继承与改造的博弈过程中,“古为今用”给予了任率英更大的创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