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略带调侃和夸张意味的言语来论说书法史,可以如此表达:中国书法史是一部男性书家创造的历史。
为何如此言说,大家心知肚明。自古而今,书法的发展可谓卓烁异彩、摈古竞今,而其中是谁来支撑、引领这股潮流呢?钟繇、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献之,还有欧、虞、褚、薛、颜、柳以及苏、黄、米、蔡……他们以其非凡的学识与才华,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缓缓递进,得以承传。在其中,我们又不难发现,女书家占的数目少之又少。其中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探究起来十分困难。历史的幽深与神秘也多半类此,留待后人细细琢磨。
然而,也正是由于少,才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今天谈到的清代张纶英,就是属于此类。张纶英(1798—?)字婉,江苏武进人。有《绿槐书屋诗》传世。
史料关于张纶英的记述非常少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七有相关文字:“阳湖女史张纶英,字婉,名士翰风县令之女,适同里孙氏(孙劼)。同治中,随其子需次武昌,卖书
书画自给,年七十余矣。尤善学北碑,笔力超劲,备篆、隶之法,署款曰‘张女纶英’。”又《骨董续记》卷一“张纶英”条记载:“张纶英身短,作书必立榻上,悬腕书之。适孙,早寡,依母弟汉阳知县曜孙以终。”
一个生性婉弱的女子学北碑,并且能达到“笔力超劲”的程度,以传统“字如其人”的评说观念衡之,似乎相悖。旧时代,由于封建思想的禁锢,对女子的行为要求尤为严格,即要在既定的模式下本分地生活、安静地生活。因此,古代女子读书者为数不多,能书者更为少见。即使有,也总是始于《十三行》,终于《十三行》,以求行迹的清秀;对于那些刚猛阔大的书法风格,是不能涉足其中的。张纶英学北碑,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她的不凡之处。摆在眼前的这幅《宋庭瑜妻》立轴(见右图)是其稀少的传世作品之一。通过分析、探隐,我们或许可以窥其书法精神的吉光片羽。
张纶英的这件楷书轴是写在金笺上的作品,纵122.1厘米,横29厘米。从整体而言,此作为端庄之作。因其为楷书,整体章法也就无大起大落之态。作者以乌丝栏加以界定,使得文字的生成仿佛是在业已设定的规范下完成整个过程。面对此作,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位女子在案前捉管时的情景。书家书写态度十分认真,下笔沉稳坚定、干净利落,毫无拖沓、卖弄之嫌,笔画有一种令人深味的含蓄之美。
清代中后期,碑学以一种迅猛之势给书坛注入一股强劲之气。面对如此众多的北朝碑版,人握夜光,家抱连城,一人有一人之理解,一人有一人之面目,书写者全凭个人审美取向与书写感觉来对待北碑。张纶英虽无法与那些书坛大家相提并论,但她的书写方式却代表着研习北碑的一种审美取向,即把北碑刚烈、坚硬、锐利的笔画做委婉的处理,使其具有一种柔曲之美。表现在此作中,可见每字的起讫笔画不再是棱角分明,而是显得温和浑穆。这或许就是今日我们研究张纶英的真正价值。北碑,历经风雨来到人们面前,已全然不是原初之面目。在临习中,这一点一直是历代书家所困惑的难题。有人以还原历史而标榜,把北碑写得如刀切斧凿、锐利尖刻、颠仆不稳、锋芒相向;而有人则认为北碑乃斧凿之后的迹象,变形、变味在所难免。其实,正确的临习应该是“透过刀锋看笔锋”,重其意而轻其形。每个书法家面对同一碑刻时的感受与体验是不同的,最终化为腕下风情也就各有不同。
结体的严整也是张纶英此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效仿北碑的众多书家中,有人取北碑刚硬方峻之形而显于外,有人取北碑沉着浑厚之质而隐于内。张纶英学北碑,重在吸取北碑之精神,即注重“质”的传达。而对于形,我们可以说,张氏此作基本上沿用了唐楷的造型方式———规规矩矩,谨小慎微。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张氏所取法的对象本身就是属于规矩风格,譬如《郑文公》一路。可以推测,那些奇崛的《爨宝子》、《魏灵藏》之类的碑版是被她所摒弃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子心性的表达方式最终还是偏于中和、中正的传统审美观,给观者顺顺当当、穆如清风的感受。当然,这种表达方式也是有其局限性的。若一切都严守规矩,也就不可能有出乎意料的“意笔”,作品也因此缺少了一种令人深味的“趣”。
张纶英这种以柔笔写北碑的方式,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后来的赵之谦。不知赵氏生前是否见过张纶英的书法,他取法北碑的方式与张纶英实在是太相似了。赵之谦以柔美之笔写坚硬之形,而能化坚硬为柔和、化圭角为圆曲,既得柔和之韵,又有峭拔气象,以至于成为后学学碑的典范。
让我们疑惑的是,此作末行、正文下方那么一大块空白,理应是落款的绝妙空间,作者为何却只留下两方印章?这其中微妙的心绪波动,真叫人难以揣测。
每个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其学书过程都是艰辛的,只是有人以此为苦、有人以此为乐而已。据说张纶英每晨起盥洗毕,就伏案书数百字,等到闭户就寝之前,亦必尽百字乃睡,有时还夜半起来作书。家人面对这么一个“体弱若不胜衣”的女子,除了顺其意,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她已把书法当做自己实际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一部分了。她说:“吾一日不作书,若有所失,欲罢不能矣!”
学书至此,可谓到达一定境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