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画派大家方济众

方济众 霜叶红于二月花 70cm×46.2cm 1975年

对比1983年的 《水乡初夏》和他去世前一年画的《巴山锦绣》,也许能让 我们有所启示。 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观念深受俄罗斯的影响, 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即生活”,艺术只需再现 这种美的观念影响甚广。艺术要反映生活,但是过分地强调 生活至上,意识形态化的“生活中心主义”往往又会丧失艺术的独立性和自身价值,湮没艺术家的个性和艺术想象的自 由,使艺术在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中成为粉饰现实的 装饰品。长安画派在“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的艺术主张下以新内容、新形式、新情调、新感情获得了成 功。 

说起画家书法,长安画派创派画家中石鲁和方济众的书 法常被提及。石鲁的书法用笔狂放,似乎有满腔的豪情和骚 气要借以释放。中国书画用笔讲究不能“妄生圭角”,他偏 要逆向而行,强化侧锋及用笔的转折棱角来增强笔线变化的 丰富性和力度感。他的书法被一些书家称为“百病俱全”, 却以鲜明的个性力量震撼人心,这与石鲁的心性相通,他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比之石鲁,方济众的书法似乎循规蹈 矩,多了娟秀和温雅,如同他的绘画,有一份挥洒自如的淡 泊和飘逸。如果说石鲁是一位怒发冲冠的斗士,方济众则是 一位儒雅的白衣骑士。

方济众 秋菊园 68.5cm×68cm 1979年

方济众的书法是在汉中褒斜道《石门 铭》《石门颂》《大开通》的文脉中生发出来的,是在关中 三原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的笔意中蒙养出来的,这种书写气 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的书法又滋养着他的绘画,他的 绘画始终坚持书法用笔,强调用笔的书写性。方济众说: “书法家可以不画画,画家一定要写字”,他的书法和绘画 相得益彰。 

画院老画家张振学经常给学生们讲起方老:

20世纪70年代初,我特别喜欢李可染先生的写生,临了一卷画拿到西安找方济众先生指导,方老看完画后问我, 你喜欢李可染先生的画,你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吗?我说不知 道。他说李可染先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齐白石,一个是黄 宾虹。我说齐白石的画我很喜欢,黄宾虹的画我看不懂,黑 麻麻一片画的是啥不知道,画的房子歪歪斜斜的,写个中国 的中,下面画一横便是船了?方老听后停了老半天才说,画 上的房子是给人看的,不是住的,画上的船也是给人看的, 不是坐的。这一回答让我一头雾水,画上的房子和住的房子 有什么区别呢?学院学的不都是素描、写生、人体,从未提 出这样的问题,本想反问一句画上的房子和住的房子有什么 区别呢?……最终没敢。我和方济众先生既是老乡,又是师 生关系,心存敬畏,便把这个问题留给自己去思考。

那时政治运动和生存空间极苦,哪有时间思考,但这句话一直萦绕 在脑海中。1984年我因《生生不息》获得全国美展铜奖,调 到画院,两三年里反复思考和实践,有天晚上灯光忽暗忽明 间忽然懂了明白了,真正看到了黄宾虹先生的画的好了,从 此豁然开朗,并为自己在画室门口撰写了一副对联“喜读宾 翁笔头味,爱看齐璜题画诗”。方济众先生在四十多岁时就 有这样的远见高识,在画家中是少有的。在他上手术台时, 人很虚弱,有气无力地感叹,我好像刚开始能画了……停了 许久又说,我的画大都是写生,不是画……他知道画是什 么,怎样画了,但很遗憾,就这样去世了,想起来真叫人唏 嘘不已,感慨万千……他就像一个农人,挖了一个大坑,种 了一颗南瓜,枝蔓茂盛,正要结瓜时……文化是一种极其脆弱的东西,一种情调的形成极其缓慢,极有可能毁于一旦, 我们在方老的画中,已经看见了黎明前的曙光。 

方济众说:“与传统拉开距离”“与文人画拉开距 离”“与写生拉开距离”,对此不能断章取义,他的意思应 该是不要局囿于传统的程式里亦步亦趋不敢出新,不要一味 沉溺于笔墨游戏间脱离现实,也不能停留在照相机式的自然 反映论里无法自拔。笔墨、意境、生活和创新,在创作中怎 样平衡,方济众先生当年的思考,在今天依然是我们要面对 的问题。 

(作者:蔡亚红,陕西国画院副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