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1626—1705),字雪个,号个山,又号人屋、驴屋室、个山驴、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明朝宗室后裔。明亡后,出家为僧。与弘仁、石涛、石谿合称“清初四僧”。作为明朝皇室后裔的朱耷,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况,悲伤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清初,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使他潜心于艺事。他在艺事上可尽情发泄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
朱耷擅长花鸟画。其花鸟画继承了明代陈淳、徐渭的写意画法,但画风比陈淳更冷峻清逸,比徐渭更狂放怪诞。朱耷画中的寓意也比他们的深刻。朱耷的花鸟画“笔简形具”,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我们现欣赏的《鸭图》(见左图)为纸本水墨,纵100.6厘米,横38.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根据画面上钤的“黄竹园”、“八大山人”两方白文印推知,《鸭图》为朱耷晚年的作品。该图为竖式构图,湖石临塘,一只水鸭游于池塘中。除此之外,画面别无他物,可谓简约至极。朱耷画石块先用刚劲的粗线条勾出,仿佛凌空下笔,笔笔饱含激情;再以泼墨点大横点,墨色浓淡有致、层次清晰,石块的嶙峋和突兀被他很好地表现出来。水鸭的眼球只着浓墨一点,昂首瞪着上方,引人注目。
朱耷画画讲究一个“简”字。他以极其简约的笔墨表现复杂的物象,可谓简到不能再简的程度。《鸭图》中的水鸭着墨不多,看似一挥而就、毫不费力;然细看就会发现,它造型准确、刻画生动,可谓“形神兼备”。此画是画家在仔细观察物象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炼、高度概括和艺术夸张而绘出来的。从他简约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构思的巧妙。清代何绍基曾评价朱耷的画:“愈简愈远,愈淡愈真。天空壑古,雪个精神。”朱耷善于缘物抒情,通过物象的人格化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他用画笔传达出自己内心的悲愤与凄凉,以及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同时,他画中又有一种孤危的意识、孤独的情感和孤高的意味。《鸭图》中的石块有一种力压千钧的势头儿,石块下面的水鸭不因这千钧重压而恐惧。它从容而自由地游弋着。突兀的石块、平静的池水、孤傲的水鸭,一切都是那么奇特、孤冷。这便是朱耷绘画的格调。
朱耷是一个善于处理画面空间的画家。他通过物象之间的对比所形成的张力来表现画面。他的画作形式感极强。特别是他的花鸟画,形式感、“现代感”都很强,是传统画法与“现代韵味”的完美结合。《鸭图》中的石块和水鸭都是“形式”的,似有抽象符号的性质。朱耷用长短不一、横竖不同的线条营造出一块湖石。横斜的线条将画面分成几大块,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画面既平衡又有变化。水鸭在画面最下端,稳住了整幅画的重心。水鸭的头朝向左上方,题款和钤印又在左上方的空白处,这样,水鸭与题款、钤印遥相呼应,具有了强烈的形式感,空荡荡的背景似乎活跃起来。
此图与朱耷那些传达心绪、意有所指的政治隐喻画不同,它更具有美学的意义,是“有意味的形式”(英国艺术批评家克利夫·贝尔语)。《鸭图》左上方题款“涉事”、“八大山人”。朱耷落款常常有“涉事”二字。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不以勇于挑战的心态作画,而是随意而往———只是随便来做这件事而已。当代画家范曾对朱耷的“涉事”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朱耷悟得“空无”的“本心”,以有限的笔墨证得这无限的“空无”,使他陷入到“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朱耷想把他对禅宗的理解通过简练的笔墨描绘出来,于是他“涉事”了,所以在画面上题“涉事”二字。“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这是清代画家石涛对朱耷的评价。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此话也评得贴切、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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