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图》的鉴定答“商榷”者

编辑部转来一篇就我发表于《中国书画报》2009年第48期的《谈谈齐白石〈长年图〉的真伪鉴定问题》一文的商榷文章(《关于齐白石〈长年图〉的真伪鉴定问题———与高鸿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

 我非常高兴《商榷》者对我鉴定齐白石《长年图》提出了两点质疑,因为书画鉴定确实存在和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尤其是在作伪手段日趋高明的今天。作为鉴定家,应该珍惜和感谢各种质疑的声音。

 当然,仅有珍惜和感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就他人提出的质疑作出解答,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

 《商榷》者提出的“两个疑点”,是根据我在报纸上的文章附图丈量而来,提出原文中图一的鱼尾距离右边线的“实际”尺寸过宽,因此认为图一不是图二的“画魂子”。

 很显然,《商榷》者是一位非常细心、非常注意细节的有心人,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商榷》者以缩小许多倍的报纸上的图片作为依据来进行“测试”和“实测”物象与边缘线的距离,显然是疏忽了一幅图片经过多次拍摄、扫描、剪裁、制版放大或缩小、印刷所形成的尺寸误差这一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图一右边空白处的加宽,是当时装裱师的巧手所为,不仅找到了原纸而且拼合得天衣无缝。这技术不难,资深装裱师都具备这绝活。

 书画鉴定,其基本要素是考量笔墨。为了方便读者和《商榷》者,我特意通过高分辨率的扫描将图一、图二做了两个局部图,这样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两图的笔墨亦即两图的鱼和款识所显现的笔墨、墨色变化、飞白(其中有宣纸纹路所显现的飞白)以及宣纸上的纸茎、断裂痕所在的位置都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因夹层宣纸每层的受墨有异,被揭以后的第二层画幅墨色较之上一层缺少明快鲜活的墨相,又由于原画上某些部位的淡墨因用笔的轻重缓急有异,有时有的部位的淡墨渗透不是很明显甚至很少渗透或根本没有渗透,而在揭第二层时还会遇上纸的某些部位厚薄不匀等问题,因此,第二层画作难免出现漏墨、缺墨的现象,这就是《商榷》者疑惑的“图二之鱼腹线墨浅的话,那么,其他墨浅处,在图一中却都有显现。而且鱼腹线在近腹鳍处的一小段墨色较深,也未有显现”的缘故。

 正因为第二层的画作与上一层的画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就需要补笔。所谓补笔或曰稍加补笔,有高手、低手的技艺悬殊,高手可以做到天衣无缝,而低手则会弄巧成拙。《商榷》者认为“高鸿先生提及的‘稍加补笔’,从图一、图二的对照中确实可以看到:图一之鱼眼扩大了些;右须有延伸;左须转弯处有变异”就是因为补笔者的技艺欠缺所造成的。

 又,《商榷》者看出图一的鱼腹线没有补上,我认为,这不难解释。根据我以往的鉴定实践,常常遇上这类作伪者故意露出破绽的实例,即作伪时故意漏写又补写或有意将印章钤倒一样,以明显的破绽来掩人耳目。因为这类漏写、补写以及印章钤倒的现象在画家的真迹作品上也经常出现。

 至于《商榷》者认为图一很有可能是作伪者“先用数码相机对原件进行拍照,然后输入电脑,将第一跋文及鱼的腹线消除,对鱼眼及须部稍加改动,最后克隆出图二他所需要的部分。当然对图二进行拍照也非易事,极有可能是对199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画谱第一集·鱼》中1936年画的鱼(同图二)进行拍照而克隆出的赝品”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看到图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见《商榷》的所谓“极有可能是对199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画谱第一集·鱼》中1936年画的鱼(同图二)进行拍照而克隆出的赝品”的推测,不能说不是无根无据的想当然。

 二、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认可《商榷》者的图一是依据1998年版的《齐白石画谱第一集·鱼》用数码相机拍照而克隆出来的说法,可问题是,那时的数码相机能达到用作克隆书画的像素要求吗?

 凡是数码相机爱好者,可能都清楚数码相机的发展史,数码相机真正作为商品推出是在1995年,最早上市的是1995年3月10日卡西欧QV-10,解像度320×240,CCD像素25万,无内置闪光灯。这款卡西欧相机成为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数码相机。

 到了1998年,东芝推出PDR-M1,它是东芝最早的数码相机,使用SmartMedia作为记忆媒体,35mm定焦,仅130万像素。1999年,富士推出号称首款最轻MX-2700型2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采用了12寸CCD,最高分辨率也只能达到1800×12。这些相机的技术参数,仍然不具备可以用作克隆的技术要求。

 鉴于1999年2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的技术参数不可能进入书画作品集的拍照、制作、印刷的生产流程,因而那个时期出版印刷出来的图片质量也不能用作后来1000万像素或1000万像素以上的数码相机拍照或用作克隆的母本。须知,书画的克隆,其母本必须是原作,否则原作上的细微之处是难以显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