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逸多姿 丨章士钊行书《赠高二适诗稿》横幅

章士钊(1881—1973)之书法,被吴稚晖赞为“吾向知先生之字超妙,特不料造诣至于如此, 此断非康南海等所及”。笔者以为,评论有主观好恶和审美偏好,因而,评论或是真切,或是不 实,或是一针见血,或是离题万里,此俱为正常。吴稚晖之评,有拔高之嫌,属溢美之词。 

 章士钊曾云:“民国八年,吾寓新闸路岑宅,南海寓辛家花园,踪迹最密。南海每对人云, 行严(章士钊字)于吾书有嗜痂癖。”章士钊其时与康有为来往勤密,甚慕康书,潜心学习,痴 迷特甚,如其诗所说“从来爱康书,嗜痂辄知止。梦回新闸路,海月托遥寄”。康有为书法确实 高超,笔势开张,纵横捭阖,情绪饱满,风味甚足。

章士钊行书《赠高二适诗稿》横幅

章士钊以为“南海书法高,大要在结体。结 体胡自来?汉魏差池是”,把结体列于首位,笔者以为不然,书法首先在于用笔,深得笔法,外 形方有支撑,否则定是张牙舞爪、徒具形貌。学习康有为,不能学其结体,亦不能学其外貌,而 要在用笔上着力。后之学康者,即便略有形貌,亦难得气息,气息不是外形产生的,而是内质, 是内在的生发。 

 章士钊视康有为书法为楷模,但因气格不一样,笔法深入程度不一样,以致作品面目相差甚 大。章士钊更谨慎,更小巧,更温婉。大字略有康有为之气势,但笔画稍粗糙,稍直白。小字无 论结字或用笔,俱少相似处。此作(如图)为小字,是章士钊诗稿,内容是:“二适与菉君书, 翘举柳诗误签三条,草书佳绝,漫题其后:异同镏柳不须删,童子隈墙作态顽(隈墙失注)。南 海共知翁仲殁(注家不识翁仲为南海人),东周谁见冶长鳏(贞一南来二首注误)。误书偶得思逾 适,大草偷挥手更娴。

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甲辰春分后一日,孤桐章士钊初稿。” 从落款可知,时间为 1964 年,章士钊时年八十四岁,高二适时年六十二岁。两人是师生关系, 章士钊对学生高二适极为称赞,说其“草书佳绝”,又说“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 此作徐徐写就,娓娓道来,不急不慢,不慌不忙,行书为主,偶杂草字,轻松自在,意态从 容。笔者以为,文中的夹注小字最为精彩,笔致细腻,婉丽遒美,温雅中有情味。

相比之下,正 文之字稍有不及,虽信手自然,但行笔时有怯笔,犹豫,彷徨,含糊,不能挺拔,不能深沉。如 “态”字,下部“心”的草写,看似率直,实乃轻率,飘忽而下,不计后果;“顽”字的左部, 有情绪,但笔不沉着,入纸浅,稍显轻佻;“仲”字的竖画,貌似挺拔,实则力度少欠,未能沉 雄;“见”字的撇画,直挺挺,光滑滑,浮于表面,未能深入;“孤”字是一笔写成,有盘旋缠绕, 但无情绪,少情味。 章士钊自称“自负开国手,余事及文房”,书法只是余事而已。后因政治失意,始“瑟缩翰 墨场”。

这也与康有为甚为相似。不同的是,康有为书法更为特异,水平更高,章士钊书法风格 不明显,水平亦稍低。章士钊又推崇潘伯鹰书法,说“包僻康疏各有由,潘生晚出见清遒”,赞 叹潘伯鹰清爽遒美,批评康有为有些疏野,有些粗疏。从章士钊自身的实践来看,他应更心仪文 雅清新的风格。康有为之雄宕非其所能,潘伯鹰之遒美方契合其心。因而,早年虽一度痴迷康有 为,但实难有康有为之爽达,心底还是偏于沉静温雅一路。 

 雄宕或沉静,只是风格不一样,无好坏之分,无高低之别。只要水平高,哪种风格都可成家。 章士钊属雅静之人,书风静雅,不激不厉,以自然为尚,不故作姿态。但书法之高低,首先在技 巧,技巧不深沉,定会沦入滑、飘之境。无论是豪放或婉约,如无深厚技巧支撑,必定不是高手。

章士钊虽也着力学过大篆、隶书、行书等多种书体,但用笔不深沉,笔法欠精妙,制约了其高度。 章士钊曾云:“愚恒谓字中求字,决不能得好字,观贞翁(何绍基)所成益信。然愚过信字外求 字,重襟期而轻工力,亦一大弊。”此中论何绍基之句,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容易出偏差。

何绍 基能有如此成就,技巧高深是第一性的,否则字外功再多,亦属徒然;后一句说自己之失,则极 是在理。字外功必不可少,但是书法水平的提高,首先在于深研笔法、得到技巧,后越下功夫, 深入越透,水平则越高。“重襟期而轻工力”,过于相信字外求字,当然是一大弊。 章士钊评《集古求真》云:“碑帖杂收,且著录较细碎耳。宗其所著,亦有特见,惟文笔平 俗,殊乏书卷气,以致平章石墨,亦类村妇骂人,盖天分低而用功笃者一流也。”此中“盖天分 低而用功笃者一流也”,是说天分不够,虽用功至勤,亦不得当。书法亦然,如天分低,勤奋亦 不能完全补其拙。

章士钊天分尚不错,格调尚清雅,也极是勤奋,但书法未能达高境,原因是用 功方向、方法或有偏差。临多少通《兰亭》,写多少通汉碑,看似在深入,实际上不见得有作用。 学书在于数量,但不取决于数量。如果方法得当,数量即起作用;方法不当,数量却起相反的作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