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存在的“问题”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已是人到中年。自步入书法界起,我就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同呼吸、共发展。关注现当代,反思当下,思考未来,是我进行书法理论研究的兴奋点。盘点走过的历史,觉得很亲切、很留恋。回望近三十年的书法发展历程,潮起潮落,人头攒动,五彩缤纷。常常翻阅自己保存的近三十年的报刊资料,对其中书法活动的图片,感觉是那么亲近,恍如昨日一般,只是那图片上的人物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对朋友“隔代修史”的提醒,我常常以“盛世修史”作答。难道真的一定需要“隔代”才能修史吗?在中国封建社会,修史往往是政府行为,当政者为避尊者讳,为虚美自身,顾忌颇多,对当朝所经历的历史很难秉笔直书,因此才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做法。司马迁忍辱负重,所写《史记》成为千古绝唱。而身处当今盛世,各个艺术门类书写各自的当代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及时整理、记录、研究、反思刚刚经过的历史,是当代信息交流迅捷、科学与民主不断深化的结果。因此,研究与撰写我们刚刚经过的历史,熟知这段历史,从而以史为鉴,是时代的进步,是当代人的优势所在。

 当代书坛,信息快捷,材料繁杂,研究上只有注重博收约取、去芜存菁,才能发现内在的创变理路。人生常常以十年为一段。在最近的著述中,我把近三十年书法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十年,依次概括为“狂飙突进”、“回归传统”、“重温经典”三个渐进的发展阶段。这三十年,是人们对书法传统不断深入、对自身发展不断理性化的三十年,也是不断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试图解决“问题”的三十年。当我们找到这些“问题”时,书法的发展理路也就愈发清晰起来。

 从整体上说,中国当代书法的发展史,无疑从属于中国社会的总体进程。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文化随之不断嬗变。文化嬗变给书法创变不时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书法发展来说,既是考验,又是动力。艺术家所确定的艺术目标和采用的创作手段,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来自一些具体的“问题”。

 一、书法发展的“现代性”问题

 从整体上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冲击和影响,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处于激变状态,在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书法创变的“现代性”是指当代书法发展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它表现在书法发展的进步论、个性的张扬、崇“新”心理、专业化追求、形式化特色等几个方面。

 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书法“现代性”进程逐渐被削弱。其表现为:由书法发展的进步论走向多元化,由对个性的张扬走向对典雅美的回归,由崇“新”心理走向对传统及经典的追溯,由专业化生存方式走向非专业化生存方式,由形式化走向对主题和意义的追求。

 “现代性”的否定阶段是后现代阶段。中国书法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现在,目前仍处于“现代性”的建设阶段,当然谈不上后现代。但是与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中国,出现了后现代思潮并且对“现代性”造成了一种阻碍与削减,却是事实。

 目前,中国书法创变的“现代性”处于不彻底的状态。在人们欲进又止的心态作用下,创作心态是“进亦忧,退亦忧”,处于一种困惑状态。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未必是好事。因为没有充分的“现代性”建设阶段,中国书法就不能实现对书法传统的超越和发展,只能退回传统之中,自我陶醉。

 当前,书法创变的确显得有些举步维艰。传统派创作进入“精细”发展状态,创变的格局愈显得细琐与单调乏味,进展缓慢。现代派在传统派的“鄙视”下,生存的空间日益萎缩,早已失去了20年前的创变激情,书法创变陷入了一个过于平稳的发展状态,大家显得有些疲沓。在创作上,展览、比赛中的作品,技法越来越考究,制作越来越精美,形式是在千般设计与推敲下形成的。在反复的重复制作过程中,创作的激情早已消失殆尽,作品仿佛在走“模特步”,失去了感人的力量和深厚的意味。

 中国书法究竟应该如何推进?关键还是“现代性”问题。中国书法只有在坚持多元发展的状态下走好“现代性”之路,才会有可靠的明天。如果试图跳越“现代性”,书法不是重新回到传统模式,就是盲目地跟风后现代。而这两种趋势都会偏离书法发展的正常轨道。只有再次以创变的激情和责任感努力构建中国书法的“现代性”,乘风破浪,将未完成的“现代性”进行到底,书法创变的未来才有坚实的希望!

 二、重建当代书法艺术的“标准”问题

 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书法创变面临新的问题和困惑,必然导致书法传统标准的消解与当代标准的重建。换句话说,传统的标准在当代不断被消解,但书法的当代标准还未真正建立起来。这是书法界产生诸多困惑的根源所在。

 当代书法标准的建构,大致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质”的方面就是探讨当代书法本身的判断标准,解决什么是“书法”、什么不是“书法”的问题。“量”的方面就是试图建立起区分当代书法作品高下的标准。“质”的标准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本质规定性,它使书法的传统相沿不断。从这个方面来说,“书法”就是用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形式。它有几个根本规定:写的必须是具有实用因素的“汉字”,字形本身又具有复杂的形式美,创作的行为必须是“写”而不是“画”,用的工具是毛笔。只要你想从事书法,就必须遵循这些规定,否则写出的就不是书法。书法标准的“量”是说,并不是所有用毛笔书写的汉字作品都是“艺术”。只有在技巧、风格、境界及传统功力上达到一定层次的书法作品,才能称之为“书法艺术”。也就是说,有作为艺术的“书法”,也有不是艺术只是停留在“写字”层次的“书法”。

 三、当代书法创变要强化“问题”意识

 艺术家所确定的艺术目标和采用的创作手段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来自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曾将书法在当代遭遇的“问题”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1.艺术观念:书法是写字?是文化?抑或只是艺术?

 2.书写内容:书法书写文言文?白话文?还是自作诗文?字数多少合适?

 3.审美标准:书法是审美的(壮美或优美),还是审丑的?

 4.生存空间:主要选择“生活化”生存方式,还是“展厅式”生存方式?

 5.传播方式:书法传播如何使用原物、印刷媒介(书籍、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

 6.教育方式:书家进修是选择院校式(美院式、师院式、综合性院校式)、画院培训式,还是协会培训式?

 7.取法源泉:是取法本身传统(碑、帖、经、新碑、新帖),还是绘画、日韩书法、欧美当代艺术?

 8.组织方式:个人如何选择群体生存?是加入书协,还是投身群体化机构(画院、美术馆、研究院、高校、雅集等)?

 当代书法创变,无论传统取向还是现代探索,都面临着一系列艺术“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方式决定了书法的不同创作走向和历史价值。一切优秀的书法家,一切有价值的创变模式,正是因为有意或无意地挑战时代“问题”,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才有了历史意义。我在《中国书法现代创变理路之反思》一书中,曾把当代书法创变归纳为四大类创变理路:第一类是“写字式”的创变方式,遵照真、草、隶、篆、行五种书体,走和谐渐变的路子;第二类是挑战“美观书写”的观念,以丑拙书风建立新的审美范式;第三类是美术观念的介入方式,多以对书法本体的质问为前提,层层剥离着汉字的实用因素;第四类是观念式的方式,试图使中国的传统书法与当下国际艺术潮流接轨,让观念先行。这四类创变理路中,第一类“写字式”的创变方式,是书法创变的主流方式,参与人员众多,是当代书法发展的重点所在。

艺术创作是感性的,而创作路径的选择与设计是理性的。一个现代型书法家,只有强化“问题”意识,勤于实践,涵养心性,书法创变才能直面当下,承载时代精神。

 四、当今书法研究存在的“问题”

 当今的书法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研究对象的厚“古”薄“今”、研究范围的崇小抑大、研究方法的重考证轻阐释、研究结果的以“唯一”代“多元”,是当今学术研究应该引以为戒的几种不良倾向,是不良治学风气的表现。

 回顾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两千多年来的学术论争,往往都是在激烈的批判中进行的。从战国到明、清,每前进一步,莫不如此。所谓“曲士偏执,党同排异”,对立的两方似乎批不倒对方就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反观近年来书法界的一些争论,似乎也有这种倾向。然而,世间的任何事物有同就有异,有个性就有共性。对立存在的双方中,一方总是与对方相比较而存在,坦诚地承认对方的优点与长处,才会真正有利于共同事业的发展。“党同排异”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于大局无益。当代著名工艺美术史论家张道一曾说:“一个盒子六个面,如果只强调每个面的不同,永远是六个不同的面;一旦六个面结合起来,便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容体。我们应该积极地塑造这个容体,不仅使它更完备、更美好,并且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学术研究理应有这样一种开阔的方法和博大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