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的启迪

在物欲横流,且追星族、拜金族群体日益壮大的当代社会里,作为一个年轻画家,施晓颉能够以自己的画笔追忆着对他们这辈人来说仅仅是史料的记述,而在形象上却十分陌生的先辈,追忆着先辈的事迹,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我想,这或许是他的《繁星》(见下图)能获得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国画铜奖的重要原因。

画面上的一些人物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或者即使还健在,但也多不为人知。然在画家心里,他们是永远不受时空限制、依旧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繁星”。

施晓颉《繁星》

曾几何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大凡表现先辈、先烈题材的作品,不是描绘“高”、“大”、“全”的威武、雄壮场面,就是描绘硝烟弥漫的战场、血迹斑斑的破衣烂衫,很少有人关注战争年代的军人的内心世界及他们在战斗间隙的生活状态。

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都破坏了原有的生产力,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秩序,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有人打趣地说,人类社会在创世纪之初,战争和自然灾害就如同孪生兄弟,与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东方的女娲和西方的上帝在造人伊始便给人类设定了这一“程序”。

施晓颉《繁星》

据相关资料得知,地球上自诞生文明以来的这五千多年中,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一万五千多次战争,有几十亿人在战争中丧生。在这五千多年中,人类只有三百年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在《2007世界自然灾害报告书》中指出,1997至2006年间,世界220个国家因暴风、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20.92万人。由此可见,战争与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然而,战争与自然灾害又是一把双刃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能是对其最好的诠释。

施晓颉 德彪西 牧神午后

战争本能地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正如美国查·埃利奥特所说的那样:“战争满足了,或曾经满足过人的好斗的本能,但它同时还满足了人对掠夺、破坏以及残酷的纪律和专制力的欲望。”虽然战争毁灭了地球上太多的生灵与财富,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又会让人类奇迹般地重建家园。这是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带给人们的启示。

中国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之一。中国人痛恨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因此,画家施晓颉在创作《繁星》时,没有表现战争的残酷场面,而是以抒情的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参与正义战争的人们乐观而又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如果我们将画面上带有战争色彩的军装、坦克、机关枪、步枪、弹药箱、军号以及战马删掉,换上一些具有非战争色彩的道具,我想那应该是另一番情景。问题是,施晓颉将原本难以结合在一起的物象硬性地组织起来,如将一只吊挂着军功章、嘴中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与一只欲振翅高飞的白色雄鹰结合在一起。和平鸽站在机关枪的枪管上,扑扇着翅膀,而白色雄鹰却伏贴在坦克的一侧。有趣的是,雄鹰、鸽子下面还有鱼儿游弋。仔细看,那鱼儿是动漫的形象(不可名状)。动漫效果的鱼与写实的雄鹰、鸽子、人物和其他道具本不协调,但画家却将这些结合在一起,且结合得还很好。这一结合所揭示的恰恰是历经炮火洗礼的人们心底里最基本、最强烈的愿望:不能无休止地用炮火换取和平,人类生态和自然生态都会因战争而发生变化。因为自然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战争,地球和人类再也消受不起战争了。

《繁星》记录过去,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因为记录的最终目的不是再造战争。

 诚然,好的绘画作品,巧妙的立意固然重要,但也离不开合适的构图和娴熟的技法。构图和技法必须服从于主题内容的需要。仅有内容而没有与之相应的形式,或者说仅有形式而缺乏内容,都很难成为让人赏心悦目的佳构。只有将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好的作品。

《繁星》的构图没有采取传统意义上的平铺直叙,而是采取近似于装置艺术的手法,将诸多物象置于一个平面上。当然,这些物象不是简单、无序的堆砌,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透视焦点,但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儿三维意味的物象构成,让人觉得有更多值得解读的内容和回味的空间。

《繁星》的技法也没有采取传统的勾勒、渲染手法,而是适当地借鉴了套色版画和油画的表现技法,因为厚重的历史,必须用厚重的笔墨去钩沉。任何一种纯粹的传统技法,都不能让《繁星》产生这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达到这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