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借助女性题材

 何家英借助女性题材表达审美理想

何家英工笔裸体人物欣赏,耐人寻味之美

谈创作主题——美的女性和女性的美

女人的纯洁是男人的心理需求和审美要求

 记者:在您的工笔人物画中,女性形象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她们身上,倾注了您怎样的美学思考?

 何家英: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表达、被审美的对象,因为她们身上存在各种各样诗意的美的形态。在生活中,女性之美远远超越了男性之美。女性具备高尚的品德,女人的纯洁、天真,具有诗意。女人更有情,更能表现出情感。女人对情的重视远远超过男人。所以,在女人身上,寄托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情思。

 我在画中首先表现的是女性的纯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讲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最可贵的就是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在于其纯,男人欣赏女人也在于其纯。女人的纯洁在男人看来是最高境界,是一种心理需求和审美要求。

 女人是具有情感的人类类型,这种情感并不表现在快乐的嘻嘻哈哈上,女人在孤独时表现出的带有一点点忧伤的境界,恰也是女人最典型和最深刻的心理境界,这也恰恰是我们在审美上的选择。有句话叫做“悲剧的东西更具感染力”,虽然这种感伤不一定是一种悲剧,但它是淡淡的忧伤,就有淡淡的回味,很有意思。

 何家英:读李后主的词能焕发出一种忧郁忧伤的情思来,艺术创作就是需要这样一种情思,这是内心的反映,在读诗词时能增加这种心情,这很重要。在个人生活中,难免遇到忧伤。比如说,1974年,我初中毕业上山下乡,插队到了天津宁河县,那时插队不是学农劳动,学一两个月还能回来,那可真是被抛到了那里,还能不能回到城市,是个未知数。那时你知道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谁也没想到今天的社会变得这么好,有了这么高的自由度。那时候只知道下乡之后就是苦力,能不能完成画画的愿望和理想,真是一个未知数。尽管那个时期,我们是如此刻苦,在劳动之余坚持画画,心中有未磨灭的理想,但是也真正体会到命运是个什么东西。有了宿命的体验,再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包括看电影读小说,都会很钟情于这样一种体验,最终会在审美选择上选择这样的类型。我表现女性的忧伤,也是当时我的心性的反映。

 谈到生活和艺术的边界这一问题时,何家英说:“一个艺术家当然要生活在生活中,这就看用心没用心,用心就有艺术。常人常态的生活是惯常的,而艺术家的眼睛是审美的。中国画里很少把人物上升到精神性,而西画却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就找到了一个方向,人物画就是要画形象,画这个时代的人物的形象,而在技法上沿用中国画的技法,保留中国画的品质和写意性。《街道主任》就是活生生的并不漂亮的一个老太太,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之后逐渐才有了《山地》和《十九秋》等等人物画。”而这些画作与《春城无处不飞花》等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何家英是一个有创造精神的画家。他的才华与聪敏,表现在作画时他不因袭前人,而是继承了前辈大师的创作精神,并立足时代,倾心于对时代女性的深入观察,敏锐发现,细心品味,并能从美学与文化的层面上去把握、表现现代女性的心灵美、气质美、形象美、进而使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韵。

何家英的天赋和秉性,使他对美与崇高的事物满怀挚爱。他想借助女性题材,表达他的审美理想。他想用艺术把多梦时节少女心灵深处那绚烂缤纷的幻境,把她们在一片纯情中流露的那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永驻人间,以此唤醒人们更加珍爱人世间美好的事物。他往往在痴迷状态中创作,在现实人物身上浓重地染
上他的幻想、理想和美好期望。他在一笔一画、精雕细刻中充分抒发、倾吐、寄托对美的向往。所以有人称他的创作是“真与幻的交响”。他用全部身心投入创作。他期望用他艺术中的真善美去弥补人生中太多的缺憾,去鞭苔现实中的假恶丑。他用富于魅力的艺术语言,描绘、展示少女的圣洁和美的梦幻,但也许由于他过于珍爱、又渴望好的永存,而在现实生活中青春却又往往短暂易逝,这种理想与现实永存的矛盾,每每在他的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一层淡淡的不可名状的忧伤。典雅的造型,斑斓的色彩,优美的线条,与对美的咏叹相表里、相统一、相和谐,婉约中又似乎蒙上了一层神秘,对立因素的统一与和谐,使何家英的艺术避免了浮面的漂亮或甜美,强化了动人的魅力,也显示了他艺术的个性特征和美学特色。

自20世纪初至本世纪末在中西文化融会的道路上,中国画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何家英以继往开来的精神,冷静分析,着重从中西基本艺术规律的相通点来认识、反复的实践,使他找到了中西绘画的契合点。

《秋冥》是何家英的代表作。画家以出神入化之笔,描画了正值青春年华的城市少女在凝目冥思的情态。她是那样的神秘难以探测,是那样的幽深而又如同一泓秋水一样清澈。少女的遐思因清秋的高旷而弥远,美妙和憧憬在出神的双眸中显露,如痴、似梦,封闭的芳扉,像谜一样扑朔迷离……精确的人物造型,细腻的心境描绘,融会在湛蓝苍穹笼罩下的粲然秋光之中。这纯情幻化出的诗境,因宁静而致远,因单纯而丰富,因婉约而隽永。其创意的新颖性、构图的完整性、艺术技巧的独创性,都堪称时代的佳构。

如果说何家英在《秋冥》、《红苹果》、《酸葡萄》、《无声》等作品中揭示了城市现代女性的个性美并因而表现了共性美的话;那么,《十九秋》、《米脂的婆姨》、《夏》、《女红》等作品又表现了农村现代女性的个性美和共性美的特征。这些劳动青年女性表现得纯真、质朴、像朝霞中沾着晨露的山花一样,在清新娇娆中充满生命活力,时又闪露出羞涩的天性。《十九秋》描绘了一位19岁的农家少女的秋思,秋思是朦胧的非定向性的心理活动。画家在这朦胧之中以情浓而又不十分外露的方式,含蓄的表现了农家女的茫然意绪。19个春秋的风风雨雨,自我守护着心灵世界,求知的命运,在柿子熟了、果林空疏的时空环境中,似乎弥漫着莫可名状的怅惘。这幅画创作意念的萌生与作者在农村插队劳动时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有关。这宁静中的不确定性,恰恰构成审美内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何家英的这一艺术特点,几乎或浓或淡地贯穿于他而后的一系列作品中。

何家英的工笔画创作,多数是非情节性的。而在多数作品中他是以捕捉人物个性心理的微妙特征为着力点的。他追求静穆中的单纯,把纯情与至美华化作诗境,把圣洁与崇高力求蕴含于完美的艺术形象中。他运用写实主义造型手法,以求作品的深度、力度和厚度。他的作品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毋宁说是理想主义的。他的画作充满幻想、浪漫和抒情。

何家英对古代工笔画传统有过深入的研究,为表现现代人物又有技巧语言的新创造,他的设色考究,既注重意境、情感与质感的表现,又追求沉着中的华美与斑斓。他的用线力求和造型融会一体,既可见出书法的灵性与美,又不失工笔画的工致与力度。他的造型得力于他的素描基础,他把西方造型手法和中国造型观念巧妙结合起来。他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在中国工笔画由古典形态向现在形态的转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