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达”。工诗文,精鉴金石、书画,书擅篆、隶、行、楷。
“三朝阁老,九省疆臣”阮元
清·阮元撰集《经籍纂诂》
清代中后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此时碑学勃兴,动摇了帖学“大一统”的局面,为书法发展注入了新的审美元素。碑学书家号着历史的脉搏,对自己的书法做出调整。如邓石如、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李瑞清等,他们都是以特异的气质和创新的精神为推进书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阮元是清代后期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可谓文才横溢、著述等身、称雄一代。正如《清史稿》所称:“(阮元)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是阮元的书法理论。他倡导“北碑南帖”之说,力主碑学,被奉为清代“碑学”书派的“开山鼻祖”。他所著《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以超凡的眼界和别样的视角对古代书法发展的整个脉络进行了重新审视,对自古以来“扬帖抑碑”的文化心理表现出极度排斥。可以说,阮元的很多观点是很中肯、实在的,不像后来有些碑学倡导者,话语一出,便刚硬武断,留下的余地很狭窄。譬如阮元称:“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今日看来,也是如此。
阮元书法
在书法方面,史称其擅篆、隶、行、楷。阮元的书法声名较少有人提及,这多半缘于其书论掩盖了书艺。再者,他也没有像赵之谦、康有为那般开一代书风,为人铭记。不过阮元留下的作品倒不少,多为小字行书,写得自然婉和、风神潇洒。前人对其书法也多有评述。如清人伍崇耀在《石渠随笔跋》中言:“文达所作书,郁盘飞动,间仿《天发神谶碑》。”再如清方朔于《枕经堂题跋》跋《石门颂》中称:“此碑近日学者少,得者亦少。姜玉谿先生藏有阮文达旧赠一联,波澜无二,始知公之寝馈于此刻者久矣。”又,跋《百名卒史碑》称:“阮文达公中年亦力学此碑。……西湖之‘诂经精舍’横额擘窠四大字,则纵横排荡,无一不神会此碑也。”
我们这里要赏评的《归田偶成诗卷》(右上图为作品局部)为纸本,纵25厘米,横492厘米,可谓阮元之代表作。虽为行书,然整体而言,却一丝不苟,笔到意到,无粗野鲁莽之态,也无散乱残破之状,显示了作者在书写时的严谨、慎重心态。前人学书,功力为上。观古人的优秀作品,一眼就可看出大多为笔力扎实之作。沉厚的线条是支撑字形的基本骨架。飘忽或是故作奇诡,只能使作品成为华而不实之物。这一点,于今日学书者而言,能不警醒?我们从阮元此件作品可以看出,阮氏的书法功力还是比较深厚的,用笔的起承转合、折锋、铺毫等都做得随意裕如,如识途老马,无须鞭勒,便骎骎向前,毫无舛误。又因其能以手写心,故笔下毫无做作感。
单看此卷,很难看出阮元在北碑上吸收了多少养料。其实,对于一些理论家而言,其理论与实践有时是悖离的。这也正常,因为一种新的书学主张的提出,往往是针对某种社会时弊,是为了引导整个书风的流向,处于宏观层面;而落实到具体的手上功夫,则只能视实际而定。就连“褒碑贬唐”的包世臣也是如此。《清史稿》称包氏“工书,师承邓石如,初学唐人颜、欧,转学宋人苏、黄,后致力北碑,晚年心仪‘二王’”,这与其所倡导的是否相悖?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再如阮元此卷,以帖之用笔、结体、气息贯穿始终,呈现的美感也是纯正的帖学之美———秀逸自然,而不是碑学所具有的博大、浑厚、苍茫、古拙。
硬朗———我们在欣赏阮元此卷书法时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审美感受。若说此卷对我们创作小字行草有何借鉴意义,我想,就是如何在纤细的笔画中注入力量,如何使整个线条富有弹性和刚性。要在一笔而过的线条中注入力量,从而完成整个形体的构建,实为不易。或许,这就是阮元对于碑学思想的吸收和运用吧。
此卷所用纸张为“金粟山藏经纸”。此纸为人间罕物,更增加了作品的珍贵程度。然而此纸表面光滑,墨色不易渗入,因而书写时对于毫颖的捉控尤其困难。阮元是深知其中之理的。其书写过程,如斫轮老手,一派自然。他对墨色的控制也不是毫无变化,而是做到了浓淡、干湿的相互交递、相互映照。这足以说明阮元已经具备了强烈的追求墨韵的书写意识了。
阮元虽力倡碑学,但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其书写的小行草是胜过其他书体的,包括那些取法汉碑的隶书作品。其小行草中所蕴涵的美感,真实可抚。这也说明,帖学的魅力对于每一个书学者而言都是无法抗拒的。
心手不同调,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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