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忘形得意，道进乎技”

在中国画的发展史中,有一个让历代画家不断为之求索的课题,那就是“忘形得意,道进乎技”。这一理念在产生与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支持。其中,老庄思想可以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忘形得意,道进乎技”不仅对文人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他类型的中国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理念不仅对传统绘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代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也有着很强的指导性。

 一、忘形得意

 绘画是状物摹形的一种视觉艺术。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所述画之“六法”中便有一法,“应物象形是也”。东晋顾恺之亦说:“以形写神。”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画家对“形”的理解侧重于物质属性。

 到了唐代,绘画在“形似之外求画”的思想逐渐明晰并发展起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或能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与俗人道也”可视为此论之肇始。这种将人们在创作和欣赏时的注意力从物象的“物质属性”引开,逐渐指向更深的“物我不二”的精神层面的美学思想,因更能体现绘画作为艺术所应具有的品格而留传至今。从横向坐标来看,这种美学思想在当时世界其他民族的美学中还没有如此明晰的阐述。张彦远的一番话让我们知道:一、绘画是可以在“形似(物质属性)之外求其画”的;二、“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这恰是画家真正要追求的绘画目标;三、正因为这是一个较高的层面,故而“难与俗人道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张彦远提出了这一理论的框架,但其内在思想在唐代的绘画实践中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苏轼 枯木竹石图卷 紙本水墨 26.5×50.5 公分 日本私人藏

 而到了北宋,这种美学思想便在一大批文人的推波助澜下蔚然成风,且被更明确、更系统地阐述出来,诉诸于广泛的实践。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沈括也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苏东坡更是用调侃且不无尖刻的语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如上言论,无不让我们感到庄子“得鱼忘筌,得兔忘蹄”所隐喻的“得意而忘言”的旨趣。这些言论为中国画趋向“忘形得意”的写意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宋代的文人来说,“忘形得意”不仅仅是口号,而且还是绘画实践的追求目标。当时产生了一大批“忘形得意”的画作,如文同的《墨竹图》、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等,形成一道风景。

 “意”是有实而无形的,属于主体的心理体验范畴。但它又是活泼人生的真实情感所在。“形而下”的“形”是难以承载“意”的,更难使“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宣泄。从这种思想出发,绘画者希望挣脱、超越形体方面的束缚而直奔自己内心向往的境界,此为古今绘画者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忘形得意”呢?由于实践“忘形得意”的人皆为书画高手,他们在书画创作中的“尚意”追求与获得的体验,让他们踏出了一条新道路,这便是“道进乎技”。

 二、道进乎技

 庄子“庖丁解牛”的典故向人们喻示了一个道理: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就可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庄子借庖丁之口说出了“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个道理。从中,我们能感到“道”是离形的(目无全牛),“道”要进乎“技”(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达到游刃有余),将其引申到画中的“忘形得意”是必然的。而作为绘画之“技”的笔墨,则要能载“道”。由此切入,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写意画中,人们仅仅对作为“技”的笔墨情有独钟,且对其达到崇拜的地步。清代恽南田在《南田论画》中说:“无笔无墨不称为画。”近人黄宾虹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画舍笔墨无它!”

 笔墨在中国画中无疑是以“技”的面貌出现的。然而,从“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来审视笔墨,我们断不能浮浅地将其仅仅视为“技”。如果仅从“技”的层面审视笔墨,那么笔墨肯定等于零,这是无可辩驳的。但若从“道进乎技”来理解,那么笔墨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因为作为“道”的载体———笔墨,恰恰是中国画的灵魂所在,也是画家艺术生命特质的体现。

 上世纪初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然海上画家吴昌硕的画却以大气磅礴的笔墨赢得了观者的喜爱。由此,有人发出感叹:能画出此等笔墨的民族是亡不了的!而能使人有此感受的绝不是吴昌硕所画的荷花、玉兰、牡丹、石头之类,而是其笔墨所承载的精神。再如黄宾虹的山水画,笔墨浑厚华滋。

其画意在传达浑厚华滋的民族精神,而不只是告诉人们:这画的是黄山,那画的是泰山。吴昌硕和黄宾虹的创作秉承了传统的笔墨精神,真正做到了“忘形得意,道进乎技”。

 然而,遗憾的是,当代画坛中很少有人能自觉地将技巧(技)层面上的笔墨提升到“形而上”(道)层面上的笔墨,进而达到“依乎天理”体现艺术本体的层面。许多作品不仅在“意”的真实表达上有所缺失,而且还在“道进乎技”的笔墨语言上显示出极度的苍白。在这种情况下,画家在创作中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使笔、用墨一如涂脂抹粉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笔者认为,当下对“忘形得意,道进乎技”这一命题的研究与实践,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