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一般来说,艺术作品是否可信、能否引起人们的共鸣,很大程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真实生活。但是,艺术的真实又不完全等同于生活的真实。众所周知,中国绘画讲究“形似”与“神似”,而且“神似”比“形似”更重要。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说苏轼以朱砂代墨画出红色的竹子。有人责问他:“世上岂有红竹?”苏轼反诘道:“世上难道有墨竹吗?”其实,画家无论画红竹还是画墨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画出竹子的神韵。正如宋人陈与义所说的“意足不求颜色似”,如果只讲究“颜色似”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绘画就几乎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绘画的生命在于“神似”。虽然红竹、墨竹都不符合自然界中竹子的颜色,但只要画家能表现出竹子的神韵就可以了。

朱墨恬篆刻  不折腾

 而对于寓意画,“神似”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也很难用真实的生活标准去要求画家。如宋代画院从民间选拔画师,往往以诗句命题作画。俞成《萤雪丛说》中载:“(宋代画院)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无以见得亲切。一名画者,克尽其妙,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而已,便马蹄香出也。”众人皆知,花的香气是很难用绘画直接表现出来的。但那位画家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马后画一群追逐的蝴蝶来表现花香,这不得不让人赞叹其构思的巧妙。不过,若要从真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个构思大有问题。人们见过大草原的花海中万马奔腾的景象,却没见过成群的蝴蝶尾随马后的场景。

 再如,人们常以双飞的蝴蝶象征爱情。但据昆虫学家研究,正在飞翔中的雌蝶遇到突如其来的求爱者会转身逃跑;而雄蝶则穷追不舍,以求交配。这样一逃一追,就给人们造成两情相悦的误解。不过,也正因为这种误解,才让古代诗人、画家引发联想,创作出许多象征爱情的咏蝶诗文、画作。但我们能因为昆虫学家的解释,就把这样的诗文、画作说成是有“硬伤”吗?

 由此,我想到朱墨恬先生在去年6月11日《中国书画报》第47期的《小处不可随便》一文中对文瑞画作《子孝何须父向前》的批评:“蝈蝈一族鲜有两代同堂奇观。想文先生或许是一时主观了。”我看文瑞的那幅画作是想用草虫来表现人的情感、人的伦理关系,不但充满情趣,而且也极富人情味儿。的确,蝈蝈父子在温带地区不能同时出现,但在热带地区却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中,蝈蝈父子能否同时出现,并不是创作的关键。创作的关键,在于画家能否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用这样的画面来表达自己感恩的情怀。我想,文瑞做到了。如果画家的创作一味拘泥于真实的生活,那么龙凤呈祥、钟馗捉鬼之类的题材又怎会出现在画坛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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