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以敬是清末民初时期浙派印风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嗜金石,穷究《说文》,工于书法,尤喜作《天发神谶碑》体,苍劲有致。他还擅长绘画和刻竹,印学研究更是超迈时流。他通晓印制类别、源流体制,叙来如数家珍,每每总能给同道中人排难解疑。其篆刻风格含蓄、庄重,自有一种精整、隽雅之神韵。现择其几方印作浅析一下他的篆刻风格。
“王寿祺印”(见图一)为白文。钟以敬边款中说此印“仿补罗迦室法”,可知该印是学习赵次闲的。赵次闲的印学陈豫钟,得清劲俊逸之美。赵的祖父赵贤与丁敬、父亲赵 与陈豫钟均相交甚欢,有金石之谊。赵次闲幼承家学,耳濡目染;及长,得以陈为师,步入篆刻正道。钟以敬学习赵次闲的印是能得其浙派印的精髓的。图一印布局严谨,三密一疏,朱白对比强烈。此印线条蕴藉朴厚,与赵次闲的“驰神运思”、“祖籍钱塘”二印相比,更多地表现出对汉铸印的追求。赵氏线条的波浪起伏、粗细反差,以及线与线之间的残破与碰接接在这里得到了消解,代之以浑厚、含蓄。
钟以敬为王福厂刻印较多。钟长王福厂14岁,二人交谊在亦师亦友之间。1935年张鲁庵辑成《钟矞申印存》,王福厂在序文中云:“余与钟君订交,年未弱冠。见君性情孤介,当时达官贵人闻其名,欲延揽之不可得,故落落寡合。虽贫甚,能自适其适,谓独行之士,不为过焉。工诗文辞,峭洁如其人。其刻印以赵次闲、邓完白为宗,工力渊邃。吾浙八家之后,君其继起者也。”
钟以敬所刻另一方“王寿祺印”(见图二)亦为白文。此印边款虽说明拟“种榆仙馆遗意”,即学陈曼生,但整印的形神与图一之印没有多少差别。在这里,陈曼生的苍茫浑厚、豪迈英爽与起伏跌宕被一种平和与舒缓的节奏所替代,钟以敬的“尚意”意识也得到了新的诠释。陈曼生声称:“古人不我欺,我用我法,何必急索解人。”(“南芗书画”款语)“我用我法”似乎已成为钟以敬临仿印章的一个理论支点。钟以敬以西泠诸子为法,以邓石如为宗,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次。他通过分解与综合,触类旁通,形成自家面目,表现出“无一笔无来处”的深厚功力。此印将陈曼生苍浑的刀法化为劲逸轻灵的运刀,用刀去表现书法的意味,把刀痕藏入笔意之中,把浙派传统碎刀波磔生辣的印风推向一个蕴藉渊雅、雍容和平的境界。
图三“邹寿祺印”与上述二印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很难把它归于西泠哪家,但它的审美仍然在浙派的大框架之中。
钟以敬在24岁时曾刻“竹素园”一印(见图四)。是印劲拔峭丽,已探得浙派堂奥。他在其边款中说:“篆刻一道,当以效法秦汉为上。元明人非不佳,去浑朴苍劲远矣。吾杭自龙泓丁先生之后,得刻铜遗意者,唯秋景庵主人,其篆法刀法皆有所本。余作殊乏师承,东模西仿,固无足观。己丑秋九,挹宰我兄以佳石索刊,余亦忘其顽劣,漫为奏刀,尚乞有道匡我之谬,则幸甚。烟萝弟敬敬记于今觉盦。”钟以敬聪明早慧,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篆刻主张。他固守传统,以浙派为根基,上溯秦汉而有所发扬,因而在同辈印人中他走得更踏实,也更远一些。《西泠印社志稿》对其有“少嗜金石,摩挲不倦。善篆刻,精严隽雅,法浙派,当时推巨擘。工诗,古文辞峭洁如其人,刻竹亦精雅,摹金文尤佳”的评价。
钟以敬先世经商,家道殷实,使其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不善理财,又有声色之嗜,挥金如土,钟氏后来竟至衣食不能自给,更无立锥之地。他性情耿介孤傲,且能自适其适,博得当时艺苑名流的推崇。在褚德彝、汤勉斋等朋友的劝说下,其始定润例,略补衣食之不给。他身居古刹,以一寒士之身赢得时誉,除却艺术的高超之外,也与其学识深度有关。
“庶有达者理而董之” 一印(见图五)章法纯正,结字洗练,刀法挺秀。他把赵次闲印章的形神玩得惟妙惟肖,在线条的安排上却没有空洞和死板,浓缩着的是他的和平心气与小溪般潺潺流动的温情。“蕉绿馆主孙老 之印”(见图六)以《天发神谶碑》文字入印,篆法工整凌厉,方起方收,有斩钉截铁之感。此印方圆兼备,在表现雄迈峭丽的同时也不失妩媚;用刀从容、自然,使笔意与石趣相契合。
钟以敬的印除浙派外,也取法徐三庚与赵之谦两家。无论是徐三庚还是赵之谦,其印作中本身就含有浙派的元素,朱文印更容易契合。
钟以敬还直接取法邓石如,使浙派朱文字字独立、很少勾连错落的篆法与章法开始松动。他的这一连接拓展了浙派的印面形式。由于他与王福厂的特殊关系,这一形式得到了王福厂的首肯。王福厂开始引进皖派的篆法与章法,这对开创新浙派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钟以敬(1866-1917)字让先,号矞申,亦作矞声,别署越生、烟萝、似鸥、窳堪、窳龛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有《篆刻约言》、《印储》、《窳龛留痕》、《钟矞申印存》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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