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节临《曹全碑》轴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清代朱彝尊节临《曹全碑》轴（见左图），纸本，隶书，纵104厘米，横32.5厘米。作品之末有一行题跋，记录了碑石出土经过及书家本人对此碑的评价。

　　朱彝尊出经入史，博览群书，学识宏富，自言“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见《曝书亭著录序》，“曝书亭”是他晒书的地方）。他亦书、亦诗、亦文，兼雅好金石。他涉猎广泛，各门学问能够相得益彰。朱彝尊的书法以隶书见长，尝言“余九龄学八分书，先舍人授以《石台孝经》，几案墙壁涂写殆尽。及壮，睹汉隶，始大悔之，然不能变而古矣”。他隶法多得益于《曹全碑》，其艺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隶书方面，最终与王时敏、郑簠一起被誉为“清初隶书三大家”。清代有复兴汉隶的大背景。朱彝尊是一个积极的践行者，在振兴汉隶上具有推动作用。这件隶书为临习《曹全碑》，作品准确地把握了汉隶的整体审美意韵，行笔扎实稳重，游刃有余，笔墨娴熟灵动，笔意秀劲，笔致清丽，方圆兼施，并不特别注重“蚕

蚕头燕尾”之势，波磔用笔出之自然，韵致高远。其结体灵动飘逸，疏秀雅致，轻松舒展，不强行作势，形成端庄俊美姿态，与其婉约诗词甚相默契。其章法疏朗匀整，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间隔宽松，以更适合每个字的舒展取势。此外，他的作品还体现出一个“简”字。这种“简”，并不是因陋就简，而是去芜存菁、远离繁缛，展示的是简约之大美。

　　对朱彝尊的隶书，我们可以更多地从情趣方面去感受。他不斤斤计较于一点一画，因为这不是在为别人写，而是为自己写。他的书写不带造作痕迹，临纸如对亲知故旧，敞开心扉。似乎他有满腹的心事，需要跟有缘者对坐窗前，慢慢倾诉。正是因为情感真挚，他的作品才显得格外珍贵。由此迁想到他用字工严、立意清新的诗词，如《眼儿媚》的结末几句：“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文字虽平易婉柔，却见苦心锤炼的功力。他的书法与诗词颇有相通之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清中后期，朱彝尊隶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扬州八怪”中擅隶书者未必能强过朱彝尊，但他们的书法名声更大。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朱彝尊的诗词影响不断变大，书名为文名所掩；二是因为在那个注重表现个性的时代，他的书写方式还是略显保守。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其先世居住江苏吴江，明景泰年间迁于浙江嘉兴府秀水县，遂为秀水人。朱彝尊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曾祖朱国祚为明代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是朱氏显赫的一代。到了朱彝尊父亲那一代，家道中落，但仍重视读书。朱彝尊自小在叔父的指导下弃“八股”而习《左传》、《楚辞》、《文选》等，由此打下了古文的坚实基础。他擅长诗词：诗与王士禛齐名，世称“南朱北王”；词与陈维崧、纳兰性德并称“词家三绝”，为“浙西词派”创始人。他曾写有《风怀二百韵》诗，也算是他的一段“艳事”记述，因为这诗是专为他的妻妹冯寿常所写的。到他80岁要刊诗集时，有人劝他把《风怀》诗删去，他拒绝了，并说：“宁不食两庑冷豚。”即宁可不当“道学家”，也要留下这段情。当代黄裳在《朱竹垞的恋爱故事》中说：“讲出了这句话，我就觉得竹垞是十分可爱的了。”朱彝尊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科博学宏词，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与《明史》的纂修，出典江南省试，后罢官回乡，专心写诗著书。其平生著述甚丰，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曝书亭词》等，医著有《食宪鸿秘》。他选辑唐、宋、元六百余家词为《词综》36卷（其中后10卷为汪森增补），又录存明代三千四百余人作品为《明诗综》100卷。朱彝尊兼擅绘画，所画山水烟云苍润，颇有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