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意象的美化与永恒 —文徵明《东园图》卷研究

别号是传统文人为显现、标榜自身性格 风尚而选择的名称,渊源可追溯于春秋战国 之际〔1〕 。明季成年男子所取别号在时兴的造园之 风、清赏之风、“逐雅” 〔2〕 之风影响下,常与自身所 拥有的居室或者书斋有关。别号图是文人画家以 他人别号寓意为旨而创作的绘画作品,最早概念 由明代的书画收藏家张丑于《清河书画舫》中提 出:“古今画题,递相创始,至我明而大备,两汉 不可见矣。晋尚故实,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故 实之类。

唐饰新题,如李思训《仙山楼阁》之类。宋 图经籍,如李公麟《九歌》、马和之《毛诗》之类。 元写轩亭,如赵孟頫《鸥波亭》、王蒙《琴鹤轩》之 类。明制别号,如唐寅《守耕图》文壁《菊圃》《瓶 山》、仇英《东林》《玉峰》之类。”〔3〕 张丑在此以 “明制别号”将别号图的创作总结为明中期吴门 画派所独有的特点之一,可见风尚。

“吴门四家” 之一的文徵明是生存于明代客观环境下的“受挫 文人”(frustrated scholar)的典型代表〔4〕 ,也是“吴门 四家”中引领别号图创作的核心画家,其所作的 别号图数量众多。本文即以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为徐天赐创作的别号图《东园图》(图1)为对 象,找寻文徵明为东园子作画的脉络,同时,以画 面物像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总结《东园图》于文 徵明自我存在的意义。 

一、《东园图》的诗、文、画 

嘉靖丙戌(1526),与顾璘、王韦并誉“金陵 三俊”之一的陈沂授册封楚王,逾年出为江西布 政司参议〔5〕 。嘉靖六年(1527),陈沂即将离开金 陵,一群文人好友于徐天赐的东园集会为他践 行。次年,陈沂作《太府园宴游记》来记载此事 (图2),并附在《东园图》卷的后半部分。

除了此 篇记文,一同被裱的还有湛若水同年所撰的《东 园记》(图3)。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以徐天赐 的别号即东园为题,作《东园图》。同时,《文徵明 集》中有作于晚年的《徐东园》二首,追忆了昔年 游园的印象,其一为“我别东园三十年,紫芝眉宇 想依然。凤凰台下山如画,总落幽人杖履前”,其 二为“钟山东下凤凰前,春满名园万树烟。

图1 [明]文徵明 东园图卷 30.2cm×126.4cm 绢本设色 嘉靖九年(1530) 故宫博物院藏

解却金 貂娱水石,始知平地有神仙”。〔6〕 文徵明的两首诗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游览东园之胜景如人入仙 境,而主人徐天赐就是其中的“神仙”(平地有神 仙)。其后,王世贞写于万历十八年(1590)的《游 金陵诸园记》也有对东园美景的详尽描述。 

(一)订制者的目的 

《东园图》的所有者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六 世孙、成化年间(1465—1487)魏国公徐俌所钟爱 的幼子徐天赐。东园也称太傅园,曾为明太祖朱 元璋为吴王时的府邸,洪武初年,明太祖将该园 赐给开国重臣徐达。东园时为第六代魏国公徐俌 所有,然徐俌长子早逝,欲传位于长孙徐鹏举。 

徐天赐为徐俌少子,官至锦衣卫佥事,其以侄儿 年幼而挟得该园,拓建成当时“最大而雄爽” 〔7〕 的 私园,后改名为东园。徐天赐交游广泛,常邀文 人名士到东园雅集宴乐〔8〕 ,《东园雅集诗序》中 也有记载:“王公大夫、缙绅先生与夫江海闲游 之士宴集乎其中。”〔9〕 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时,也以 于东园内设立钓台为乐事。嘉靖二十三年(1544)、 嘉靖三十三年(1554),徐天赐接连在东园庆贺 六十、七十寿辰,随后将东园传给了他的第六子继勋(官至锦衣卫指挥)。 对于徐天赐来说,从长侄手里夺得东园会受 到徐鹏举一脉的积怨,请名流作别号图和记文可 以作为东园产权的图证,同时记录并传播自己贤 良的名声。

图2  [明]陈沂《太府园宴游记》  嘉靖七年(1528)

徐天赐在众多投赠的诗文中选择留下 来的两篇记文均出于当时的名家之手,其内容充 分说明了其订制《东园图》的目的。一篇是南京国 子监祭酒湛若水所作的《东园记》(作于嘉靖戊 子,即1528年2月),从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了徐天赐 的家世渊源,描绘了东园的造景以及其中的宾朋 宴乐之乐,也阐释了东园这一别号的寓意,“东园 子锦衣徐子申之中山王,魏国公之秀,天下之贤, 其德欲日崇,其礼欲日卑,其业欲日新而且升, 其乐欲日得而日适”“独乐而不著与人,与少不若 与众,东园子天下之贤公子也,所与游皆天下之贤 士大夫也”。

另外一篇是《东园图》事件参与者陈 沂的《太府园宴游记》(作于嘉靖戊子,即1528年3 月),其追忆了好友为其饯别这一风雅之举,描写了 东园造景与雅集之盛,称赞徐天赐“帅君之雅度 足以充包括之量,弘才足以任经营之功,智识足以 尽综理之密,而独擅斯园之盛,号曰东园主夫,岂 不称情哉”,描述了东园主人徐天赐的完美形象。 

湛若水、陈沂的高名显望以及才人韵士在东园为 “金陵三俊”之一践行的雅事,是徐天赐塑造与传 播自身名声所需要的,概括言之,徐天赐选择的两 篇记文重在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东园主人的精神诉 求,即东园是宾朋宴乐的胜景,而为好友饯别的风 雅之举进一步印证了东园主人乃好客之雅士。两篇记文早于文徵明的绘画创作。那文徵明在随后 的绘画创作中将如何回应早已出现的记文呢?这 要从文徵明创作这一绘画作品的契机说起。 

(二)文徵明的创作契机 

文徵明别号图的订制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文徵明与受画人本身就是好友,第二种就是 通过中间人进行斡旋,这个中间环节可以是父辈 世交、庇护人或是两人共同好友。《东园图》的制 作应属于第二种。在《东园图》所需的“文”已 经完成的前提下,请何人作图就成了徐天赐要认 真考量的事情。

关于文徵明是如何进入徐天赐 的视野,文徵明与徐天赐交往的细节,因史料记 载的缺乏无法窥探,但文徵明作于晚年的《徐 东园》二首追忆了当年游园的景象,所以文徵明大概率是去过东园的。而从社交圈来考察,陈沂 (1469—1538)作为事件参与者,其与文徵明是 有交往的〔10〕 ,《文徵明集》中也有诗记录文徵明 和陈沂、马汝骥等人获许入大内游西苑的事迹〔11〕 。 

《东园图》后所附另一篇记文《东园记》的作者 湛若水(1466—1560)也与文徵明交情深厚〔12〕 。 因此徐天赐虽与文徵明可能没有深厚的往 来,但他们有共同的交际圈好友。况且文徵明作 为嘉靖年间负有盛名的画家,“加上其冷静严 谨、无可非议的上流风格,请他描绘自己的居所, 必定能赋予其优雅的文人光环” 〔13〕 。

图3  [明]湛若水《东园记》  嘉靖七年(1528)

同属一个交 际圈,徐天赐应对文徵明的艺术才能持肯定态 度,陈沂、湛若水或向其举荐文徵明作为《东园 图》的作图人选。在接到为徐天赐作《东园图》的邀请之后,文徵明应是欣然应邀的,中间介绍 人的身份、《东园图》所附两篇记文作者的身份、 徐天赐父辈的荣光、锦衣卫的职位等都是文徵明 辞官后为了维护自身苏州文人圈子擘领地位时需 考量的重要因素。《东园图》的订制,对于受画人 与创作者,双方都是互惠的。 

(三)《东园图》的诗画合一 

明季文人在取别号之外,延请或组织名贤高 士以别号为题记文、题咏、唱和,以“文本书写” 阐明号意,再征求、寻找名流画家以号为旨进行 绘画创作,图画、纪文合一,共同诠释由文人阶 层所共享、共识的视觉经验、生活观念和旨趣, 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别号图”形式。在这一程 序中,创作时间早于图画的诗文、题跋,无论是 以现实园林风景为基础,或以诗文描述为基础, 都可以为画家提供某些作画的依据,更好地达到 委托人的期待与要求。《东园图》也是如此,《东 园图》主人所选择的两篇记文均出于当时名家之手。

三年后文徵明所作的《东园图》一如记文中 描绘之景,使人们相信画面内容确有实指,让徐 天赐的德行和名声以及与朋友的情谊,在《东园 图》的社会传播与家族传承中得以建构。蔡春旭 在《贤者的传记》一文中提出记文和图画满足了 徐天赐获得非凡社会名望的目的,其贤者之名以 诗、文、画组合的方式留存后世。

即画面表现的是 东园公所希望的公共形象,借此博得文人官员和 时人称颂,进而进入历史的记叙,《东园图》是徐 天赐的直观传记〔14〕 。蔡春旭将《东园图》放到人 物传记的高度考虑,极富创新性。笔者的看法略 有不同,即单从两篇记文和画面来看,文徵明丹 青叙事的创作意旨契合记文中的描绘之景和事 件,通过诗歌和画合一的艺术形式,将徐天赐为 朋友送别的情谊与东园的园林融合在一起,化为 永恒的山水存在。

文徵明在《东园图》中将画面 表现为三组文人在东园雅集聚会的景象,主旨是 为了纪念嘉靖六年(1527)“金陵三俊”之一的陈沂因官职升迁即将离开金陵,好友于金陵东园为他 饯行的雅事盛会。画面也与画卷引首徐霖的篆书 “东园雅集”四字契合(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