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绘画的历史、功能与叙事

叙事包括三大特征:

一是在特定时间内所出现的事物,由画家用中国画的方式所记载,即瞬时性。在很多主题性中国画的创作中,为了实现其叙事的目标,必须对画面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动物、人物与背景的相互联系进行精心地构思和设计,从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状态、人物的外在状态等都体现在画面中,这就牵涉到了画面中时空的表现。在一幅图画中,总是以特定的时间点为主线,从而使得一个有代表性的图像呈现出瞬间的特征,也就是用瞬间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是一幅记载了藏族和中原民族关系的历史性绘画,描述了唐太宗时代的真实历史,通过叙事的即时性,展现了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友谊,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绘画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二是主题性绘画中与文学“借物喻人”的艺术手法较为接近的象征和隐喻。在艺术创作中使用象征的叙事方式,是以象征的方式,把人物的情绪和观念附着在图像上,从而把要表达的意思较为含蓄地传达出来,使画面语言更加丰富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通过衣着、配饰等,可以间接地传递出角色的精神面貌,从而体现出时代的风俗习惯和各个阶级的特点。隐喻通常指的是作家以某种事物或角色作为对自身或现实社会的一种暗喻。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和人物体型的差异进行对比和剖析,传递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地位,或是表现出画家和画家心中复杂的情绪。比如周昉《挥扇仕女图》中所画的宫怨主题就是以卷轴的方式来表现的。整个图像分为多个片段,运用多个细节来描述整个场景。作品中的器物、劳动工具、仕女手中的折扇、弹奏的琴线,构成了画面上的角色关系,使角色的各种形体与神情的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隐晦地反映出宫廷仕女的悲戚心情。

三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主题性绘画中的生活场景与细节,不仅具有现实的记载,更具有艺术创作的想象,是复杂社会性的叙事。唐朝时期一些帝王和功臣的形象被用来制作绘画,成为艺术创作题材,这种画像便是主题绘画的一种社会性表达。透过图像中的社会性传达,可以让观众进一步认识当时的等级观念、民族文化、政治制度、社会风气等,这将有助于理解艺术作品的社会性内容,以探讨唐代中国绘画艺术的社会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深和充实对中国画社会属性的认知。唐代叙事绘画中可以由多个王朝的人或多个王朝的多个角色在同一画面里同时呈现,并根据各个时代的帝王形象、服饰、发饰、衣纹等表现手法,表现出各个时代的帝王风貌和社会风气,以此表达出绘画作品的叙事性。比如阎立本创作的《历代帝王图》,其画中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是那个年代的缩影。《历代帝王图》描绘了各个朝代皇帝和随从的画像,总共四十余名,把各个时代的皇帝都集中到一幅画里,然后按照顺序摆放,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威严。作者从对各种人物的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衣着的描写,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特点、社会制度、阶层差异等社会特征,从而使作品的社会性得以体现,以此实现通过社会性完成叙事表达的目标。

四、余论

本文通过对主题性绘画在中国画视域内的意义及发展历程的深度剖析,揭示了这一艺术形式在历史长河中承载的文化价值、社会功能及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反思与展望。在回溯其源起与演变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主题性绘画作为艺术与时代精神交融的独特载体,其“成教化”的使命与“叙事性”的表达方式在不同时期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与革新力量。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与艺术环境,主题性绘画的当代意义与未来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首先,回顾主题性绘画的历史脉络,其“成教化”功能在古代中国画中尤为显著。画家们借由描绘历史事件、神话传说、道德寓言等主题,弘扬儒家伦理、道家哲思或佛教教义,以图像的方式引导社会风气、塑造民众的价值观。这种功能不仅体现在画面内容的选择上,更在于艺术家对主题内涵的深刻挖掘与巧妙呈现,使观者在欣赏美的同时接受教育。进入近现代,主题性绘画在反映社会现实、记录民族历史、表达国家意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段,更是社会思想、历史记忆与集体情感的视觉化记录。

其次,主题性绘画的“叙事性”,让画家可以运用丰富的象征、隐喻和细腻的内容刻画,编织出层次丰富、意蕴深远的图像质料。这种叙事性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也可以见之于日常生活题材、个体情感体验的描绘中。随着当代艺术手法的不断创新与多元融合,现代主题性绘画叙事更加注重个体视角的表达、心理深度的挖掘以及跨文化、跨时空的对话,呈现出更加开放、多元的艺术格局。然而,面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主题性绘画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使得艺术创作的语境发生深刻变化,观众审美期待日益个性化、多元化,对主题性绘画的主题选择、叙事方式、美学风格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同时,赋予主题性绘画以时代感、创新性,使之既能回应社会关切,又能触动个体心灵,是艺术家与理论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