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文王碑》的拓本与辑本对比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将《北周文王碑》的拓本与辑本对比,发现辑本与原碑较为相似,作为更早的版本,其碑文与北朝形式风格接近,碑额应是后代补刻,其字形结构的处理、风格等方面与唐楷有部分相似之处,同时又兼具自身的书法特色和意趣。拓本则取法于魏碑和汉隶,书风更接近北朝书风。可见,书家对碑刻不同的理解影响拓本风格。本文参考拓本风格,从书法学的角度切入,以期在探求《北周文王碑》补刻的年代上提供论据,对后人学习《北周文王碑》有一定的参考性。

关键词:拓本;《北周文王碑》;魏碑

《北周文王碑》即《强独乐造像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依其碑文所书年代公元557年可知,其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较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北朝碑刻之一。笔者在此把《北周文王碑》现存石刻文献分为四种版本:石本、刻本、拓本、辑本①。刻于北周时期的原碑属于石本,工匠刻石,以刀代笔。

在流传过程中,依据前人与笔者的分析,《北周文王碑》出现了翻刻与重刻的现象。这种在石本的基础上再次雕刻,称为刻本。虽然刻工尽可能恢复碑的原貌,但受时风的影响,刻本与石本仍然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风格。刻工对石本的理解和自身的技术影响着碑刻的书法风格,这里使用“刻本”而不是“石本”,是为了区分《北周文王碑》在流传过程中因翻刻与重刻而造成的与原碑风格不同的问题。

石刻的第三种版本形态是拓本,这里指现存于《北周文王碑》文物保护单位的拓本(因其较流行于市面,下文简称为“通行本”),以及中国嘉德2017年秋拍“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中俞宗海旧藏《汉魏隋唐墓阙碑额集》拓本内所含《北周文王碑》的碑额阳刻。与刻本情况相似,同样一件石刻,不同的拓本有不同的风格。拓本是对刻本的复制或还原,还原度的高低与拓本制作的主客观条件息息相关[1]。

当然,拓者的主观因素更为重要。最后一种形态是辑本—将石刻拓本缩影成册。例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所录清朝拓本《强独乐造像碑》。《北周文王碑》辑本所录碑文残缺较多,通行本所拓年代晚于辑本,却字口清晰,一改之前宽博之气,较为圆润内敛。本文以原碑为参考,通过对比拓本通行本与辑本《强独乐造像碑》的书法风格,分析拓者的主观因素对拓本、辑本风格产生的影响。

一、历史记载及研究综述

《北周文王碑》最早见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清代刘喜海在《金石苑》中始录碑文内容,之后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对此有补正。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以及清代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楷法溯源》等均有著录,多是记录其位置、碑文内容。当前学界主要从考古学、美术学的角度分析碑刻具体年代,主要有三种说法。赵纯义、王家祐两位先生认为:现存碑额上的文字经过改刻,改刻时间在隋代到唐代大历年间[2]。

薛登先生则认为北周强独乐所造碑碑额上原无字,现存碑额文字及碑旁34号龛为唐人李去泰所刻[3]。荣远大先生认为是宋人根据《周文王庙碑》和《后周宇文泰纪功碑》残碑拓本经续补之后的重刻[4]。总而言之,关于改刻的具体年代众说纷纭,但大体上经过考证,碑额是经过后续补刻的,碑身文字内容是由《周文王造像碑》与《周文王庙碑》合二为一。

关于碑文的“翻刻”时间还存在争议。荣远大先生曾在《关于北周文王碑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其书法风格不复北朝楷书笔法掺杂隶意的特点。但以上关于碑刻“改刻”年代问题的讨论,均未将拓本版本对碑刻书法风格的影响纳入分析。拓本是在原碑上制作,还是根据重新翻刻的碑所制作,面貌则相差很大[5]。笔者将从书法学的角度对比分析拓本和辑本的风格,以期在年代考证上提供一些证据。结合实地考察,笔者发现其碑文书法风格与碑额不甚一致,下文详述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处。

二、碑额书法风格研究

《北周文王碑》碑额有15行,每行4字,字径4至5厘米,阳文楷书。为方便讨论,现将《北周文王碑》移录如下:

此周文王/之碑。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

参考原碑刻本,将拓本通行本与辑本进行对比,着眼于结构安排、用笔风格、章法布局三个方面,分析碑额的书法风格和取法,详列如下。通行本取法多源于魏碑和隶书,现存原碑字形和辑本相近,与隋唐楷书的字形构造原理相合,但也有其独特性。

如“大周使持节”中的“使”(表1)右半部分的“吏”在辑本中撇画向左起势,捺画补势,且捺画的起笔更接近“亻”,与智永的字形结构相似。通行本的字形结构则取自隶书,撇画的收笔紧挨“亻”,捺画放开。左右两部分拉开,中部留有完整的空间,与魏碑将中部空白打破的字形构造完全不同。参考碑额,其独特性表现为:一、通过对结构的处理增大字势。辑本的处理就非常绝妙,将左边偏旁缩短,捺画字势向下,拉长“吏”,使字形的外轮廓呈梯形,左短右长,增大向左倾斜之势。

二、十分注重外紧内松,尤其在独体字的处理上,如第一行“周”(表2),被包围“吉”字的两旁与“冂”之间有留白。在欧阳询的楷书中,可见与其相似的处理手法。第六行“司”中亦见与成熟唐楷十分相似的处理。

三、斜画紧结,骨血峻宕,拙厚中皆存异态[6]。对于字内含有斜钩的字形,如“岁”(表3),通行本与魏碑汉隶的处理方式相似,内含“小”字(“岁”字繁体字偏旁)宽绰有余,并未收紧,字体偏于横势的造型影响了结构的紧结。而辑本则是斜画紧结,使字形偏方正,收放自如。

《北周文王碑》属于方中偏圆、笔力峻厚、体骨峻健一派。一是起笔方中偏圆,落笔迅速,线条形态多方峻有力。“横”的首端,都有明显的圭角。二是用笔雄厚有力,渐渐铺毫,通过中锋的捻转,使点画饱满,捺画圆厚、劲健。通行本起笔则偏圆润,横势开张,一些粗的笔画过于肥软。两个版本的章法布局疏密、聚散,纵横交错,欹斜有致。

通过毛笔的起行提收,引起字形的起承转合,带来视觉上的节奏变化。如第五行的“将军”(表4)和第六行的“三司”,“三”与“军”收,“将”与“司”放。辑本中“军”字势向右,与“将”字势相反。通行本字势向左,与“将”字势相同。可见,《强独乐造像碑》的章法布局更有意趣。

三、碑文书法风格研究

碑文共40行,每行34格,共1348字,字径2.5厘米左右。字体为正书镌刻,字口较浅。原碑内容见于《北周文王碑考释》[7]这篇文章,因篇幅有限,本文不再赘述。从用笔看,原碑与辑本的形式语言共同性更强,属于斜画紧结、沉着有力一派。用笔大胆,点画饱满,撇捺关系清晰,线条扎实。但是其中也有不同。原碑起笔方圆并用,亦方亦圆,棱角分明,线条偏瘦劲,骨感十足;行笔过程中略带一些楷书的提按,使行气贯穿其中。辑本则以圆笔为主,笔画线条圆通凝练,浑厚古雅,毫无中怯之意,十分厚实,融合隶书笔意,转折处多以转而不以折,结字朴茂,线条实而不浮。

当然用笔重,线条形态就会略显粗壮,加之造型字势的处理,辑本风格偏雅拙古朴,大抵被冠以“朴拙”的书法作品均能呈现出朴素天然、真实直率、疏朗而有机趣的风格特征[8]。辑本中“清”字右边的“青”上开下合(表5),与王羲之、魏碑等唐以前的字形造型相似。从这个字可以看到原碑和辑本取法北朝居多,正是因为楷书发展到唐朝,在唐尚“法”的影响下,后人对楷书结构的把握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点画规范、结构谨严、主笔突出、上紧下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