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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书画艺术网书画技法2025-10-21 11:00810
【摘 要】北魏是中国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书法艺术在南北文化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演变。《张玄墓志》兼有古质和妍美的特征,为清代碑学发展提供实践范式,被称为北魏晚期墓志书法的典范。本文以《张玄墓志》为切入点,分析北魏南北书风交汇的历史背景、拓本中体现的“质妍互济”特色及其对后世学书取法的影响,旨在探析北魏书风中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为北魏书法研究提...

【摘 要】北魏是中国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书法艺术在南北文化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演变。《张玄墓志》兼有古质和妍美的特征,为清代碑学发展提供实践范式,被称为北魏晚期墓志书法的典范。本文以《张玄墓志》为切入点,分析北魏南北书风交汇的历史背景、拓本中体现的“质妍互济”特色及其对后世学书取法的影响,旨在探析北魏书风中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为北魏书法研究提供多维视角。

【关键词】《张玄墓志》;北魏书风;质妍互济;碑帖融合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封建王朝,而同时期的江南先后经历了宋、齐、梁三朝,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民间,伴随政权的更迭,常有南北人口的流动,这种人口迁移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而在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中,又有汉族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因此形成了民族融合的双向互动。至北魏孝文帝即位后,推行了全面汉化政策,加速了鲜卑族汉化的进程。

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并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主要包括:推广穿汉服的服饰改革;变更鲜卑贵族为洛阳籍的籍贯制度;规定说汉语、改汉姓的语言文字改革;仿南朝建立九品中正制的制度改革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也形成了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制度和文化上均推动了民族交融,增强了鲜卑族对汉人的文化认同,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

一、融流之世——北魏书风的交汇与《张玄墓志》的时代坐标

西晋时期,书法中心位于洛阳,妍美的新书风占主导地位,南方地区也开始接受新体书法。316年晋室被迫南渡,文化中心向南方转移。十六国时期,因常年战乱,北方的人们对书艺无暇顾及,字迹多停留在西晋书风阶段,故谓古质。因此,北魏前期的北方书风仍停留在相对保守质朴的阶段,而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朝书风愈发新妍。

北魏孝文帝以后,北魏书风看齐南方书法。随着汉化程度的提高和南方政权的震荡,一批批南朝士人在投北的同时把南方的新书风传到北方,北方的楷书出现了近似南朝碑志楷书的秀劲挺拔的风格,这类楷书因首先在洛阳地区的皇族宗室中流行,被称为“洛阳体”[1]。534年,北魏分裂后,北方的南朝书风潮流延续。

556年,梁朝书家王褒入关后,贵遊等翕然并学王褒书法。直至隋朝灭陈,南朝书风才最终成为全国的主流书风。随着拓跋鲜卑政权逐步推行汉化政策,南北文化在政治统一背景下加速交融,书法艺术也呈现出南北风格相互渗透的趋势,北魏晚期墓志书法尤能体现这一特征。其中《张玄墓志》刻于普泰元年(531年),堪称南北书风融合的典范。既保留了北方碑刻的筋骨,又融入了南方帖学的灵动,成为研究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的重要标本。

二、质妍互济——《张玄墓志》的笔法、结体与风格新探

《张玄墓志》作为基于书丹基础刻制的墓志书法,其本身保留着墨迹书法特点。由于原石早佚,其出土情况今已无可考,然现幸存唯一拓本(何绍基旧藏,高52厘米,宽48厘米,楷书20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可以从拓本中揣摩其书法特点。最初傅山“四宁四毋”的思想开碑学理论之先,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中提出“北碑”概念后,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进一步“扬碑抑帖”。

光绪后期,康有为进一步提出了“魏体”“魏碑”的概念,并对北碑大力推崇。站在今天这个时代再审视《张玄墓志》,我们既可以站在传统帖学发展一脉,又可以借鉴碑派理论,由此笔者有以下理解。

(一)用笔兼具北碑筋骨与南帖灵动

笔画形态上,《张玄墓志》(图1)具有北碑的沉实厚重,用笔具有篆隶之意。起笔处多为藏锋,如“高”字、“共”字。线条收笔处也多为藏锋,笔画内敛,具有含蓄之意。即使在露锋时,其笔锋亦不显得尖锐或突兀,如“风”字的斜钩和“刊”字的竖钩并非露锋洒脱出笔,而是慢挑出钩,且钩划较短。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1张

《张玄墓志》与北碑的代表《张猛龙碑》在用笔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图2),如“父”字的撇捺开张、收笔平挑,“新”字横画藏锋入笔、竖钩上挑。“为”字的钩划类似汉隶《曹全碑》中的钩划。如“羽”字,顺势而为、平挑出锋。《张玄墓志》捺的收笔与撇画类似,沿袭了隶意,“牧”字的捺脚部位比较短,与《曹全碑》中的“吏”字捺画角度与收笔都十分近似(图3)。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2张

同时,在这样一方北魏墓志中也能看到南方新妍帖学的特征。如“无”字的四点底和“冲”字的两点水具备行书连写的特点,“何”字右半部分“口”字的最后一笔由于连写化横为提(图4)。

除了连写,《张玄墓志》中的帖学特征还体现在笔画之间的呼应、转折的圆融。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3张

“州”字中的三点方向各不相同,这是由于笔画在空中的形态决定的,将其补全则可以看出三个点画的方向遵循存在于同一轨迹中。“映”字中的点画也笔笔有呼应。“羽”字中具有两处折画。左边“习”字的折处轻提调整笔锋,后圆转后再逐渐按笔而下,右边“习”字折处轻提后立即压笔调整笔锋后再提笔调锋后直下,两处不同笔法折处的内轮廓均为圆弧,这一特点与同时期南朝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中的“羽”字高度相似。“所”字的行笔与唐摹王僧虔《太子舍人帖》中“所”字相同,明显内含帖学笔法(图5—6)。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4张

(二)结体兼具秀逸与茂密

《张玄墓志》作为北魏洛阳时期成熟的“洛阳体”代表,既具有“斜划紧结”的茂密又具有不同于北碑的秀逸特点,在平正之中又寓有欹侧。《张玄墓志》中不仅用笔具有隶意,其隶书结构特点也极强:其字形大多呈横扁状,字势左低右高。而为使结字呈横势,在字的内部空间处理上也具有巧思。如“空”字中将竖缩短,横拉长。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5张

“史”字撇捺开张舒展“,泰”字三横紧结为撇捺左右分张让出空间。“故”字的反文旁在横画安排时并非完全水平,而是略有向右下的趋势,撇画在搭接时并未选择在横画的中心处,而是略有偏移在横画的左端约四分之一处。“故”字的左右部分同为长方形空间,但分布也具有差异性。正是这些字内外空间安排上的欹侧打破了结体平正的单调,因此使结构在端庄中充满灵动之气(图7)。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6张

(三)基于质妍互济的中和之境由于志石在面世拓印时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因此客观上推测原志石的字口应该经历了一定风化磨损,因而在笔画起笔和转折处不留尖痕,这种钝感让墓志整体具有了一种含蓄的美感。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从风格角度审视《张玄墓志》,其整体还流露出一种质妍互济的中和之境。

《说文解字》释:“妍,技也。”“[2] 质,以物相赘。”[3]赵艺在《多维度下的书法“妍质论”》中认为:“书家的‘性’或尚妍或尚质,这决定了其对‘功’的态度是弄巧还是守拙。”[“4] 弄巧”与“守拙”是书写技法层面的问题,做到结字森严、运笔流畅等,使得笔画精致、结构蕴含巧思,便可以说是“巧”,所呈现的书风便是“妍”,代表性的如南帖《廿九日帖》《太子舍人帖》等。“拙”包括结字与用笔方面的粗糙、厚重和朴素,结构上的比例不均等,这种呈现的书风则是“质”,如北碑中的《张猛龙碑》《崔敬邕墓志》等。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7张

《张玄墓志》中其用笔的精巧、使转的灵动恰好暗合了“妍”的气质,而开合的洒脱、斜势的跌宕、用笔的篆隶意蕴即与“质”的内涵匹配。《书法雅言》中论述了中和的概念并说明中和为“美善”:“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5]《张玄墓志》在用笔上篆隶意兼具、方圆结合,笔画之间连带自然、呼应有致、转折圆融;在结体上秀逸、茂密兼备,欹侧寓于平正之中,在斜势中收放有度。

这种融合了碑派的古质和帖学的妍美的楷书样式,整体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这种中和之美让《张玄墓志》犹如端庄君子,在刚健的外形之下蕴含柔韧的筋骨,虽属北朝墓志却仍能窥见行云流水般的南朝书风。

三、传承与启迪——《张玄墓志》的历史回响及取法启示

对于《张玄墓志》的学习之风有记录的自何绍基起。道光年间,何绍基获此拓本并跋云:“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6]何氏认为《张玄墓志》中楷书融篆隶之意,因此有了高格。过了将近三年后,他才开始邀请诸师友题跋。吴式芬跋曰:“然如此刻之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者,见亦罕矣。”[7]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8张

图8 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

笔者推断吴氏一定由刀锋见笔锋,从拓本中感受到了《张玄墓志》中蕴含帖学妍美的一面。康有为曾评《张黑女》碑虽雄强,然颇带质拙[8]。说唯有苏轼的字与其体态相似,如今还没有实证能够说明苏轼也曾临摹过此方志铭,笔者推测大概是说苏轼的字与其有着相同左低右高的斜势,且多用偃笔侧锋,与《张玄墓志》中斜切的用笔相似。

从《张玄墓志》管窥北魏书风的“质妍互济”及其流变 《张玄墓志》 北魏书风 第9张

图9 胡问遂《临张黑女墓志》

除了以上评价,清人也曾对此拓本多有临摹并各取所需,当代有人做出总结:曾熙取其圆笔、何绍基取其动势、梁启超取其静穆,张大千取其空灵,胡问遂取其沉实[9]。何绍基尤其精研北朝碑版,一度钟爱《张玄墓志》,在实践过程中,何绍基在北碑基础上,上溯周、秦、两汉熔铸众碑,将篆隶之法融入楷书,同时又借助独创的“回腕法”,为今人树立了碑帖结合的典型。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学叙》中还曾专门提到学书的顺序问题,他认为在临摹中已经能把握好形似时,应该进一步临摹《皇甫摐》《李超》《司马元兴》《张黑女》以拓展意趣(图8—9)。

纵观清代书学,伴随着碑学的产生和发展,《张玄墓志》逐渐成为书家重构传统、突破帖学桎梏的媒介之一。此墓志由此超越一方志铭的物理存在,化作碑帖融合的津梁,其生命力在笔锋与刀痕的对话中,得以重生为北魏书风“质妍互济”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35.

[2]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263.

[3]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130.

[4]赵艺.多维度下的书法“妍质论”[J].中国书法,2022(9):205-207.

[5]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526.

[6]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9.

[7]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北魏墓志名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89.

[8]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9]宁成东.基于《张玄墓志》艺术特色研究的创作实践[D].西北师范大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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