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书法,由于太宗的提倡,完全以“二王”为宗。同时,由于虞世南等南朝书家的北来,纯粹完善的“二王”笔法得到普遍认同,对“二王”书风笼罩一代也是一个有力的襄助。
初唐诸家,欧阳询多用北法;褚遂良初学虞世南,复取法钟、王;薛稷为褚遂良后继。只有虞世南为“二王”正传,所以他得到太宗的器重也就自然而然了。
《阁帖》第四卷以相当大的篇幅收录了初唐的虞、褚、欧诸家及晚唐柳公权帖。所刻虞世南帖,《贤兄帖》面目独异,前人已斥为伪迹。其余如《大运帖》,正楷五行,端庄雍容,舒缓有致,与《孔子庙堂碑》同一机杼,或即集《庙堂碑》字而成,可见在北宋还有精善的《庙堂碑》旧拓传世,这也许对我们探讨《庙堂碑》拓本的流传过程不无帮助。随后的《去月》、《郑长官》、《潘六》诸帖,与《大运帖》相比,不难发现其用笔、结字完全一致。虽是行草,但起讫有法,切中规矩,一派温雅态度,毫无俗滥气息,可称右军嫡传。唯《疲朽》一帖(见下图),用笔略显奔放,与太宗书风颇相类似。这可否看做君臣间长期切磋而形成的相长之功呢?
欧阳询诸帖中,《比年帖》被前人定为伪迹,余者如《兰惹》、《静思》、《五月》、《足下》等,结字紧密,用笔内敛,是欧阳一贯手段。特别是《兰惹》、《静思》二帖,与传世欧阳墨迹《仲尼梦奠》、《张翰思鲈》、《卜商读书》诸帖气息相通,如一时之书,只是墨迹沉厚刚健,刻帖圆润清扬,摹刻过程中出现的误差,于此可以想见。
褚遂良书作晚年面目近于虞世南。以公认可靠的褚遂良行书《枯树赋》相印证,《阁帖》所刻《潭府》、《山河》二帖,应该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唯《家侄》一帖,用笔与初唐风格不类,颇嫌软懦,前人虽定为真迹,或可存疑。
《阁帖》此卷还摹刻了李邕和陆柬之的书迹。李邕《晴热帖》与传世《麓山寺碑》等毫无二致。陆柬之《得告帖》可与其《文赋》相比较,这里就不赘述了。至于褚庭诲、薛稷、徐峤、薄绍之诸帖,仅见于此,缺乏旁证,只好略而不论了。
虞世南《疲朽帖》拓本
行草书 25.7×43厘米
《淳化阁帖》卷四收录
【释文】
疲朽,未有东顾之期,唯增慨叹。今因使人指申代面,必得力也。
虞世南书法师宗“二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
唐李嗣真《书后品》列其书为上之下品,评云:“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绩娇春,鹤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
唐张怀瓘《书断》云:“伯施隶行草入妙。”称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
《述书赋》云:“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
虞世南作书不择纸笔,却很注意坐立姿势和运腕方法。他认为,只要姿势正确,手腕轻虚,即使是粗纸,秃笔,信手拈来也能挥洒自如,别出新意。
此《疲朽帖》确如虞氏《笔髓轮》所云:
顿挫磅礴,若猛兽之搏噬;
进退钩距,若秋鹰之迅击。
同时颇显王羲之精妙笔意。也如王羲之所云,“透嵩华兮不高,逾悬壑兮能越。或连或绝,如花乱飞。”
尺幅之间,气象万千。
晚唐书家,柳公权异军突起。他的楷书不仅于当时擅名,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书以骨力洞达、结字紧密著称,实则习气很重,颇嫌鼓努为力,内涵不足。同时代的裴休,书风与之近似,有《圭峰定慧禅师碑》传世,格调高下,不待呶呶。柳公权的行书,与其楷书相去较远,颇为放逸洒脱,笔墨间有一种酣畅之气,以故宫博物院所藏《蒙诏帖》最负盛名。此帖真赝尽管历来聚讼颇多,但一般认为是流传有绪的真迹。以之与《阁帖》此卷所刻《圣慈》、《伏审》、《荣示》、《十六日》、《辱问》相比较,其与《圣慈》气息最为接近。而《十六日》颇存楷意,正好为我们观察二者的联系提供了便利。
唐末五代之际,还有一位杰出的书家———杨凝式。在书法史上,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对宋代书坛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但《阁帖》中居然找不到他的片楮只字。从常理来说,《阁帖》是不应该忽略他的,可是现实却留给我们一个值得反复求索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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