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球行书卷

    周天球（1514—1595）字公瑕，号幼海（一作幻海），又号周公瑕氏、六止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幼年随父亲迁徙至吴门，后游于文徵明门下学习书法。文徵明对他极为推许，曾力赞曰：“他日得吾笔者，周生也。”周天球擅大小篆、古隶、行、楷诸体，晚能自得蹊径，一时丰碑大碣，无不出其手。他善画兰，“墨兰一种，自赵松雪后失传，唯天球独得其妙”（《明画录》）。若就周天球最终成就而言，可以说文徵明的断言应验了。但是，周天球与文徵明、祝允明这些大师相比，还不在一个层次上，因他没有做到独当一面、另开一脉。

　　这里介绍的周天球行书卷（见上图），纵25.3厘米，横94.6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行书卷落款中有书写时间“己未四月望”，对照周天球的年龄来查证，当在1559年。这个时候的周天球45岁，正是个人书风逐渐成熟之时。“望”即农历每月十五日月圆前后，可见此卷书写时间记得很清楚。此卷内容为周天球自书《入歙淮二首》。虽然字里

里行间仍能看到受文徵明的影响，但行笔变出规入矩为自由放纵，已呈现出自我风貌。文氏用笔多见尖利硬芒，周氏则中和厚实。此作整体风格较之文氏的纯熟、自然、平和更放得开一些，笔力奔放、温润、苍劲且深具篆意，体势雄健、峻厚、妍秀且工稳有致。此卷整体章法虚实相生、气脉贯通，加上诗韵深邃蕴藉，恰到好处地反映了明代文人的自由情怀，故而堪称经典。周天球在行书创作上融入更多的草书技法，但上下映带并不明显，常常独立处理，偶尔用连笔，波澜微兴，别有韵致。此卷整体上的“静态”与局部的“动态”达到了和谐统一之境。

　　明代书法有强烈的“地域性”与明显的“时间性”特征。“地域性”是指吴门书派、华亭派的出现，引领了一时风气。“时间性”是指明代书法发展可大致分三个时期，且书风差别巨大。

　　吴门风貌是明代书法中时空因素合二为一的独特典范。从地域上看，吴门书法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域色彩。从时间上看，吴门书法属于明代中期。此时苏州一带出现了一批文人，因种种原因未能进入仕途，专以书画、文章为业。吴门书派前后由三代书家组成，其中前两代处于明中期，以文徵明为代表。作为创立者与继承者，文徵明与周天球之间是有所差别的———创立者的风格来源更为驳杂，承袭者的风格较为单一。文徵明的行书风格明显地一分为二：一是取法《圣教序》；一是取法黄山谷。后者多见于大字巨幅，属文氏晚年风格。而周天球书法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将草书引入到行书创作中，但字字独立，较少连属，有效地改变了疏密对比关系，面目为之一新。

　　一般来说，书家的审美情趣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吴门书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浓郁的书卷气。寻根究底，这与文人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文人们在重视书法实用功能的同时，将自身的审美情趣有意无意地注入到书写当中去。无论是进入仕途，身居庙堂之上，还是被褐趿芒，身处江湖之远，他们的心态都如闲云野鹤一般。尤其是在野文人，因为绝意仕途，心性自由，素无禁忌，了无羁绊，不再受条条框框限制，实践上可以不断深化，故而为新兴的长卷大幅创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晚明时期行草书的突破和发展做了不可或缺的铺垫。另一方面，明代刻帖极盛。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云：“有明一代，亦尚帖学。成祖好文喜书，尝求四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又诏简其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凡写内制者，皆授中书舍人，复选舍人二十八人专习羲、献书，使黄淮领之，且出秘府所藏古名人法书，俾有暇益进所能，故于时帖学最盛。仁、宣嗣徽，亦留意翰墨。仁宗则好《兰亭》，宣宗则尤契草书。宪宗、孝宗、世宗皆有书迹流传。孝宗好之尤笃，日临百字以自课，亦征能书者使值文华供内制。神宗十余岁即工书，每携大令《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之诸帝，即并重帖学，宜士大夫之咸究心于此也。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此种风习之下，出现了一些引领行草书潮流的大家，进而出现了一座座艺术高峰。

　　如果要依据此作来对周氏书法做一个评价，则可谓其用笔、结体无不出之自然。有论者认为周氏书法失之平正，这不过是看惯了当代书坛的某些怪异夸张，便不自觉地依据怪异审美标准来做出评定的结果，显然有失偏颇。艺术的审美价值最主要的特征在于表现和传达个人的审美感受与审美理想，欣赏者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满足自身的审美需要。简单一点来说，书法要自然表现个人性情，如此，便足够了。人为地制造一些离奇色彩，添加许多怪异成分，反而显得小家子气。书家通过书法把自己一时的心态、性情抒发出来，便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对艺术的品评，如果不设身处地，而是以今人的思维来要求古人，以个人的思维要求别人，难免会削足适履、适得其反，甚至会走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