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献之的行书
王献之的行书,受自家学。那个“背后掣笔”的故事,妇孺皆知,虽然荒谬之极,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右军对大令的器重和父子的默契。事实上,王氏昆仲之中,也以大令最能传右军家法,其成就足以与其父相当。在书法史上,“二王”并誉,成为流传千古的风雅故事,他们的成就也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大令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右军的艺术。这一发展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行书趋于成熟并有所突破,二是使楷书最终定型,树立了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大令的行书,向有“破体”之称。那么,何谓“破”,又“破”在哪里呢?其实,这个“破体”,一言以蔽之,就是“破”了右军的行书体;说得啰唆一点,就是打破了右军的成规,突破了右军的藩篱,在书法的体势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和跨越。元代赵孟頫浸淫于“二王”。他在《兰亭十三跋》中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个很有名的论断,后一句历来歧解纷纭,莫衷一是;但对于“结字因时相传”一语,基本公认指的是字的间架结构因时代背景不同、审美取向不同而产生了多样化的结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令的书法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无论在书法史上还是在文字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破”的结果是催生了一个新的书体———行草。这种崭新的书体,气息绵邈,意态酣畅,动感强烈,直当一“破”字。前面我们说过,右军摆脱草法而别为行书,大令则利用草法改造行书,将二者巧妙地冶于一炉。须知这种熔冶不是简单的叠加,更不是倒退和悖反,而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充分调动艺术思维,运用“近乎道矣”的艺术技巧,自觉地、前瞻性地进行探索和创造。
宋刻旧拓剪裱本
我们在此讨论的是《阁帖》中的王献之法书,本来不应旁骛,但是为了比较完整和全面地评论其艺术成就,我们不得不提及《洛神赋十三行》。
宋刻旧拓剪裱本翻墨版
世传大令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元李倜语),流传过程中,墨迹逐渐散佚和损坏,至南宋时只存十三行。《十三行》墨迹传世有两本:一为晋麻笺,入元归赵孟頫,定为真迹;一为唐硬黄纸本,有柳公权等人题跋,赵孟頫定为唐人摹本,后人疑柳公权所临。这两本在宋代都曾刻石。今传无柳跋本的石刻,以“碧玉版”推为最精。此石明万历时出土于杭州西湖葛岭地下,石色深暗,美称为碧玉,初拓存字大都完好,石花自然清晰。以其地为南宋贾似道半闲堂旧址,后人遂认为其为贾氏所刻。以传世晋人法书相参验,“碧玉版”雍容妍雅、灵动超逸,较柳跋本为胜。
无锡博物馆藏拓本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确定的真迹,《十三行》是迄今所见王献之最早的、篇幅最大的、已经定型和完全成熟的楷书作品。据今所知,小楷的单刻帖始于宋,《十三行》作为其杰出代表,无疑在书法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左图为碧玉版《洛神赋十三行》拓本局部)
王铎临王献之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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