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行书”之我见

提起《兰亭序》,国人无不津津乐道,真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问到“天下第一行书”为何时,大多数人更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王羲之的《兰亭序》。”由此可见,《兰亭序》对后世之影响是多么深远广大,而其“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也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笔者研习书法艺术三十余载,经过认真考察、仔细分析,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理应为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而非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

 如何欣赏、评价一幅书法艺术作品?首先应该从美学境界入手,看其艺术境界之高下。如同欣赏诗作一样,应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标高格,有境界则自成名句,此乃做诗之要旨也。书法亦然。王羲之的《兰亭序》用笔中锋、侧锋相生相发,方笔、圆笔兼收并蓄,结字欹侧整饬、妩媚纯真,以细腻精湛、变化丰富的书法技巧,表现出秀逸、阴柔之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行笔或雍容迟缓、或电闪迅捷,用笔以中锋为主,辅之以侧锋,转折或圆或方,或易方为圆,构字不拘一格,变化莫测,一派天然,表现出悲壮、阳刚之美。《兰亭序》秀逸优美、不激不厉、平和闲适,表现出文人士大夫之清静儒雅、会心以远的趣味追求,反映出他们面对争权夺利的纷乱环境,只能选择逃避现实、隐迹山林,追求所谓的高人隐士生活,从而满足其“独善其身”的无奈心理;而《祭侄文稿》崇高壮美、激越悲愤,一派英烈风范,表现出武将、士大夫忠贞刚烈、舍身求义的完美理想,反映出大唐时武将、士大夫面对“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惨烈场面,依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誓与“逆贼”斗争到底的决心,从而实现其“兼济天下”的坚定信念。秀逸儒雅,如同幽静的山谷、水波不兴的湖面、清澈明亮的溪流,静谧和谐,给人以优美之享受;崇高忠烈,恰似激越的飞流、声声震耳的催人战鼓、壮士慷慨的就义,昂扬向上,给人以壮美之感染。与阴柔之美相比,阳刚之美是壮美,是崇高美。崇高美比阴柔之美更能激励人心、鼓舞斗志,更能使人昂扬向上、不断进取。不难看出,《兰亭序》在这一点上是要逊色于《祭侄文稿》的。

 其次,书法艺术的本质是反映情绪、表达情感。《兰亭序》和《祭侄文稿》是书法艺术史上的两篇经典之作,无一不是情绪的最佳反映和情感的最好表达。《兰亭序》从“永和九年”行楷书开始,至“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渐为行书,其后基本是以行书来书写的,笔致灵动流美,反映出平和优美、典雅舒缓的情绪。即使到了最后“亦将有感于斯文”,依然是那样不激不厉、张弛有度,没有大的异样,甚至最后的“文”字又回到行楷书体。由此也不难看出,《兰亭序》所反映出的情绪基调是舒缓平和的。而《祭侄文稿》则与此大相径庭。从开始“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行书写起,到“青光禄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几近草书,情绪掀起第一个高潮。从此而下至“蒲州刺史”,作者情绪激愤,不能自已,涂抹修改数处,至“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书体从行草相间,到以草书结束,表现出情感的极度悲伤和情绪的愤愤难平,作者情绪达到又一高潮。从“吾承天泽”开始,写不了几个字就涂抹修改,文不能成句、字不能成行,一直到最后一行,歪歪斜斜,踉踉跄跄,书体已完全是狂草,悲愤激昂,情感、情绪起伏跌宕,在达到高潮后戛然而止,令人唏嘘不已。书法是情绪律动的外化形式,这一论断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验证。《祭侄文稿》所表达的丰富情感和反映的多变情绪犹如一首民族乐器合奏的《满江红》,慷慨激越、昂扬向上,令人振奋,让人神往。这些都是《兰亭序》无法相比的。

王羲之《兰亭序》

 再次,笔墨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主要表现手段。《兰亭序》虽然用笔极为丰富,中侧、方圆无不具备,且提按有致、棱角分明,转折多以顿笔向下,方笔为之,表现出娴熟的书写技巧,但其绝非即兴书写的原创书作,或几易其稿,也未可知。《祭侄文稿》则不然,用笔以中锋为主,间以侧锋;方笔、圆笔,提按、顿挫,洒脱灵活,一任自然;转折或以圆笔暗过,顺势而下,或以顿笔裹锋逆笔完成,提按、使转、方圆、疾徐变化多端,无一相同之处;情随笔走,意从情生,天然率真,完全是自由王国之最高境界。从墨色变化方面来说,《兰亭序》为勾摹填墨,一黑到底,根本谈不上浓淡、干湿之变化。与《兰亭序》相比,《祭侄文稿》可谓是“占尽风光”。

从“维乾元元年”,浓墨开始,渐写渐枯,至“蒲州诸军事”完成了墨色的第一个小高潮——既是墨色需要,也是情绪需要。恰到好处的是,枯墨写到“军事”二字没有继续书写,而是重新蘸墨书写下一个“蒲州”。这样既避免了枯墨到底的单调,又使“蒲州”二字与两边墨色形成对比,不使此行出现“漏气”。此后从“蒲州刺史”起,或浓、或枯、或焦、或竭,墨尽蘸墨;或于笔中求墨,或于墨中求墨,浓焦枯竭,无所不用。随手修改、信手涂抹的墨团,给整篇平添了淋漓痛快之气。此卷墨随笔走,过渡自然,绝妙神奇,只可有一,不可有二。也许有人会说,《祭侄文稿》在墨色上没有湿墨和淡墨,使用墨上少了些许变化。其实,这也许正是《祭侄文稿》墨色之绝妙与美学追求之纯洁二者完美结合的一种体现。书法艺术创作常识告诉我们,如果《祭侄文稿》运用了湿墨、淡墨,不仅不能很好地表现阳刚、崇高的悲壮之美,反而会妨碍其阳刚、崇高、悲壮之美的充分展现。正是笔法与墨色的娴熟和纯正,才使我们欣赏到元气淋漓、情绪昂扬,具有崇高、悲壮之美的《祭侄文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

 又次,书法的原创文本(文字内容)是挖掘书法艺术内涵的金钥匙。从整体来看,《祭侄文稿》的原创文本更有一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以及勇敢向前的思想内容。两件书法艺术作品的文本,都是从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缘由开始的。《兰亭序》从“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至“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如其书法艺术风格,优雅平和、欢愉畅达。而从“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亦将有感于斯文”,其文字内容与前文完全不同。大意是:“生死(偏指‘死’)乃人生大事,怎么能不悲痛呢?每每看到前人感慨的缘由,如符契相合。面对(他们的)文章,没有不嗟叹感伤的。生死同等看待是荒诞的,长寿与短命同等看待是妄造之想。

后人看今天,犹如今人看古人一样。真是可悲呀!……后人读此诗集也将有感于生死这件大事吧。”《兰亭序》一文消极悲观,感叹个人生命之痛,几乎完全被虚无、空寂和浓厚的悲郁思想所笼罩,流露出颓废消沉的思想情绪。而《祭侄文稿》则不同,最为精彩的部分正好在最后。从“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起,惨烈悲壮,让人感慨万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呜呼哀哉!尚飨。”意为:“贼臣(王承业)拥兵不救,致使(常山)孤城被围,颜氏族人先后被杀,如鸟巢打落摔碎,哪里还有完卵存在?天啊!面对这样的惨祸,怎不令人愤恨?是谁制造了这场灾难呢?念及你(颜季明)遭遇惨害(被杀后只留头部,身躯则下落不明),就是用一百个身躯,哪里能赎回你的真身呢?呜呼哀哉!……抚恤思念之情,摧绝悲切,巨痛使心灵震悼,容颜变色。……唉!请享用祭品吧!”每每读来,胆裂心碎,心灵震撼,悲痛万分,不能自已。亲人英勇悲壮,贼臣见死不救,从而形成鲜明对比,忠奸分明。此文惨烈悲痛,大义凛然,最终将悲壮崇高之美推向高潮。从这一点来看,《兰亭序》与《祭侄文稿》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应是艺术家人格的完善。王羲之(307—365)为琅邪临沂人,徙居会稽山阴,字逸少。其为王旷之子、王导从子,起家秘书郎,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累迁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再后来,他称病辞职,与东土诸士优游自适以终。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与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几大士族门阀相互排斥、争宠,甚至个别野心家谋图篡权。这种斗争一直未曾间断。卷入争斗的士族有王羲之的伯父王导、王敦,其中王敦的争斗完全是篡权夺位的“野心家”行为。

而这种斗争从王羲之不足20岁起就已存在,可以说伴随了他的一生。王羲之年轻时应庾亮征召,入征西将军府任参军,后升为长史。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厌倦这种争权夺利的争斗。公元355年春,王羲之称病,主动辞去官职,去追求自己“与世无争,归隐山林”的生活。或许这也正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最好写照。书写《兰亭序》之时,东晋士族门阀间争权夺利的争斗,以及王敦的“谋逆”行为,都让他感到厌倦、蒙羞,郁郁寡欢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所以,尽管《兰亭序》表现出优雅、闲适的名士风范,但仍难免流露出消沉、无奈的悲观情绪。

 同为名门望族的颜真卿,唐开元二十二年(734)举进士第,翌年擢拔萃科,授校书郎,至天宝元年(742)应“博学文词秀逸科”,以甲等登科授醴泉县尉,秩满迁为长安尉,其后升为监察御史、殿中御史、兵部员外郎,天宝十二年出任平原太守。两年后,他守城抵御安禄山之叛乱,兄、侄为国捐躯。侄季明被杀害之后,只留血淋淋的头颅,尸体下落不明,这让颜真卿悲痛万分,书写下千古名篇《祭侄文稿》。“安史之乱”中,颜氏一门忠烈英勇,因而名重朝野,颜真卿更有“颜平原”之美誉。此后,他又迁为户、吏两部侍郎,官至刑部尚书。

建中四年(783),颜真卿不顾众人劝阻,奉命前去宣慰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结果遭扣押并被囚禁。面对酷刑,颜真卿骂不绝口,声言颜家绝无叛国降贼之人,最后被李希烈杀害,享年77岁。颜真卿明知宣慰李希烈是凶多吉少,但为了大唐社稷,依然前往,英勇就义,以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悲壮、崇高之美的赞歌,塑造了儒家忠贞保国思想的典范形象,完成了人生最为辉煌的完美告别——即人格之完善。

也许有人会责怪历史环境未给王羲之提供忠贞报国的历史机遇,未能使王羲之的人格得以升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是不能被假设和改写的,事实注定王羲之的人格境界无法与颜真卿相比。

 以上,笔者从五个方面对《兰亭序》和《祭侄文稿》进行了分析、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崇高美要高于秀雅之美:在情绪反映、情感表达上,《祭侄文稿》更为深刻,更为淋漓尽致;在笔墨运用上,《祭侄文稿》更加层次分明、变化丰富;在文字内容上,《祭侄文稿》昂扬向上,鼓舞人心。从以上几点看,《兰亭序》皆逊色于《祭侄文稿》。更为重要的是,《祭侄文稿》从美学、情绪、笔墨、文学、人格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篇空前绝后的书法杰作,为后世书法家不仅从艺术创作,更重要的是从做人方面都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楷模,开启了书法艺术经典与人格楷模之双重意义,为书法艺术审美树起一座新的丰碑。因此,笔者以为,“天下第一行书”应为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而非王羲之的《兰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