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讲演

任何人皆无法决定自己生命的开始,死亡有时却可以选择。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因为无法解释厄里帕海峡为何每日多次改变水流方向而投海自尽。而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亦是千奇百怪。有的人可能是默默无语,不作一声;有的思维清晰,玩笑连篇,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芸芸众生,不可能像帝王那样修建宏大华丽的宫殿,但有另外一种方式———立言,以自己的文字来构建一座宝塔。前人遗留给世界的,就是堆积如山的书籍。那些曾经的辉煌功业,总会消散,思想则会不朽。思想是依附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的。前段时间,孙稼阜兄示我一些其个人作品照片,有一件以小楷书就的其老师卫俊秀老人临终前的“遗言”,其中有“人生百岁,堪称上寿。年过九十,亦近期颐。中岁以来,颇罹忧患。能有今日,自属大幸”之语,将离世当作一次远游,令人感慨。我与稼阜兄素无谋面,神交已久。每当我问起卫俊秀老人临终时的情景,都是很长时间听不到稼阜兄的回音,令人感伤,不堪回首,便不再袭扰。人生几回伤往事,可以看出他对老师的情感。这段文字由他来书写,成为笔墨缘分的见证。

 历史上的很多贤士、能人、名臣,总会以别样的方式来告别人世。清末大儒曾国藩临终前对家人说:“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临终前说出这样长长的一段话,可见思维非常清晰,修身及处世之道,至死不忘,终生实践。《曾国藩家书》是我所喜欢读的书之一,但我不喜欢曾国藩的书法,虽取法黄山谷,却谦慎刻板,一生致力于将颜、柳统一起来,失之干硬。曾氏门生李鸿章临终前录有一首诗:“劳力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事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千秋功罪,只待后人评说。再到李的门生———一代枭雄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临终前告诫家人不得染指政治,用自己一生的荣辱给后人以启示。

 翁同龢贵为太子师,在晚清荣极一时,但最终被慈禧贬斥,告老还乡,临终前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湘潭篆刻家黎承礼卒前所撰联“生也有涯,六十二年非夭折;死兮何憾,九原孤峤隔沧溟”则是十分达观了。政治人物与艺术家,一个关乎国家命运,一个指向艺术生命,有些差别,但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作一个交代”。人有时就那么简单,有时甚至要拿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奠,像黄道周便是如此,以鲜血画上一个凄美壮烈的句号。

 王羲之说:“我卒当以乐死。”想以平常心来对待生命的无常。但面对现实,他又不能完全保持平常心。为求长生不老,他试验丹药。他敏感而多情,所说、所想、所为有时未必一致。弘一法师离世时,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陶博吾则是“慎独”。不同的人生体验,留给人不同的告别话语———书法大家用笔墨录下来,是一种生命的吟唱,是一场最后的讲演。有时候,很多人还来不及表达,就默默死去。艺术一道,犹如考科举,无数的人倒在未出名的路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发出声音。看八大山人的画,瞪眼怒视,不发一声,却如黄钟大吕。于是我常想,如果要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文字留下来就是最好的办法。

 闲时读《兰亭序》,读《苕溪诗选》,读《洞庭春色赋》,读《诸上座帖》,看到的不仅仅是墨迹、点画,还能想到一群人相聚的场景,仿佛听到他们在说话,可以穿越时空,一切情景都可以再现。书法家最宝贵的就是手中之笔,“字为心画”,墨迹便是心灵的痕迹。自己想要做的,不求别人理解,知音现在如果没有,就留给千百年之后的某一位不知名的好友。“江山留胜迹,往来成古今”。任何人都无法留住时间,不能让时间停止,却可以把握好每一秒。现在,职业书家越来越多,自由表现,毫无阻隔,只是为了艺术,似乎不必有太多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如果三餐饭不愁,爱怎样就怎样。但我以为,从未体验过痛苦的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快乐的滋味。

一个人如果一直是“自由艺术家”,散漫惯了,就很难享受到自由。人生可贵的就是一种经历。

 中国人习惯盖棺定论,凡事最终有个评价。有人说,最美的文章就是悼词。书家以作品来流传,以作品来说话。尽管一些前贤临终前只有几个字,或者一句话、一首诗,但言语的力量是无穷的。令后人感慨而心生敬佩的,仍然是他们的人生经历。这些最后的讲演,只是注脚罢了。每个人都会有开始和结束,最重要的就是活着的过程。这一过程无法绝对完美,总有遗憾,但有遗憾就说明已接近完美。这些讲演,未必在当时就有回音,但多年之后,可以说给后来者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