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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六朝写本《四经》残卷,为楷书纸本,有乌丝栏,分为四段:第一段为《净饭王般涅槃经》,第二段为《妙法莲华经》,第三段为《大般涅槃经》,第四段为《菩萨奉施诣塔作愿念经》。四段均出自敦煌,虽非一人之手笔,但观字迹,时代风格颇为一致,应皆为六朝写经生所作。所谓写经,即誊抄佛典。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布流传只得靠纸墨抄写。当时,抄写经卷是一种日常行为。这是经卷得以广泛传播的唯一途径。佛经抄写强化了书法与佛教的关系。写经以书法形式展现佛教教义,佛教传播依赖写经形式,因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书法表现形式。参与佛教写经者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阶层,甚至于在敦煌一带产生了以写经为职业的团体,逐渐形成独具风格的“写经体”。这些作者的身份大多是隐蔽的,不知道姓甚名谁。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留下了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偶尔也会有例外,如现存北魏《华严经》纸本写经上便署有“敦煌镇经生曹法寿”。书法职业化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早得多。

 “职业化”是一种统称。按照笔者的理解,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自养,自我职业,是谋生工具,接近现今所理解的职业化;二是他养,专职从事书法。从事经书抄录,自然两者兼而有之。如前所述,在大量的写经、抄经现实需要下,佛教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一种执著和虔诚。六朝是纷乱的时代,兵荒马乱,朝不保夕,人们“苟全性命于乱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佛教与书法的结合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寓意,宗教精神渗透于书法艺术之中,为书法表现提供了新的方式,出现造像、摩崖、写经等多种形式。作者既有一般居士或百姓,也不乏寺院中的高僧。尤其是寺院,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了不少文人士大夫皈依佛教。文人则以抄经等助扬佛法。历代书法名家都曾写过佛教经典或相关的碑文书帖,这成为书法史中的特殊景观。

 观这四段经卷,一个“残”字,便能感觉历史沧桑!天下藏经卷,多者莫过于敦煌。而这其中,已经历多少变故?此经卷整体上用笔非常精到,勒法多不用挑,收笔处存隶意,显得极为凝重。四段各有特色:第一段(左图为局部)章法缜密,行笔迅疾,掺杂行意,入笔轻细,转折厚重,形成强烈对比。捺笔极力下按,显得气势饱满激荡。每个字都生龙活虎,有意保留起、收笔的蛛丝马迹。此卷虽然历经数千年岁月,但仍然精神抖擞,能感觉到端坐者面对青灯古佛、敛容肃穆的样子,具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第二段字形略小,章法显得疏朗,捺画带圆转之意,更见情趣。像这样的字形,如果放大来看,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显现出相同的气息。这两者之间,冥冥中又有怎样的联系?第三段行笔更加灵动,多转少折,捺画常放出,整体上极有气势。第四段又有不同,横、竖画粗细差别不是很悬殊,字字紧凑,团成一气。

 抄经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出现,并且不同时代的写经有各自的特点。六朝时期,佛经抄写行字不太规范。相比之下,隋代时间较短,却是历代写经中最为认真规矩的,连每行字数都严格规定为17字。唐以后每行字数逐渐摆脱了严格规定。到宋代之后,印刷术之勃兴促成藏经开版之流行,写经之风气渐告衰颓。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不但书写内容可以记录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而且书写形式本身也可以看出时代因素。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得如此默契,其原因在于佛教与书法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共鸣(但书法并非宗教艺术):书法可以修身养性,表达一种信念、一种寄托,写经作品体现的是同样的修持、信念、执著、虔诚和宁静……由此看来,历史背景是书法经典存在的凭据———从《兰亭序》中读到的是魏晋士人的心态,看起来潇洒,实际上是郁闷;从《祭侄稿》感悟到的是“安史之乱”中颜真卿的大义凛然———由此决定了作品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是作品具有永久生命力之根本原因所在。而今的书法作品恰恰缺少这种因素,相互之间无甚差别,可以相互取代,形式的雷同背后是精神上的雷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烙印,而书法应该是时代的最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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