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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欣赏到的是南京博物院所藏吴昌硕行书七言联“荒山野水破茅屋,商盘夏鼎周尊彝”(见右图)。这副对联单幅纵133.5厘米、横32.5厘米。上联题有“壬子四月”四字,钤白文方印“缶无咎”;下联落款“吴俊卿”,钤朱文印“俊卿之印”、白文印“仓硕”各一枚。

 要深入了解吴昌硕的书法,还需向他的诗文中打探消息。他在《何子贞太史书册》诗中说:“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先秦石鼓文与汉碑正是吴昌硕书法之本。在美感追求上,吴昌硕崇尚古朴厚重,作品有金石篆籀之气。“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是在言说自己的书法不够高古,也是一种自谦。他还有“强抱篆隶作狂草”的诗句,意思是不想为陈法所囿,要引篆、隶入草。吴氏这样的想法,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印证。此作总体而言是行书,而“茅”、“夏”则是篆书写法,“商”、“周”又是隶书写法,于行书中求篆、隶意,篆、隶中兼行书气。可以想见,他正试图让多种书体之间产生联系。这与他精金石、通诗文的文化修养分不开。就气势而言,吴昌硕的书法如长江大河,有一泻千里的气概。沙孟海先生说他“行草书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当为中肯之评。

 吴昌硕这件行书看似简单,但笔力强,气势厚,粗犷奔放,兼容诸体,有动感之美。他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强悍朴拙、放达不拘。从作品中,我们可以品到血性、刚强与风风火火,体悟到生命的郁勃之气。有人认为吴昌硕笔法单调,实则不然。如果仔细把玩他的作品,我们又不难体会到波澜起伏、变化微妙的一面———放是外表,变是内蕴;粗是形貌,细是神情。沉酣郁勃之美,是吴昌硕书法的真正胜人之处。而其诗人气质与文人情怀则为作品赋予了更深的内涵。苏东坡论书,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之语,移来评价吴昌硕这件行书作品,也是颇为贴切的。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别号缶庐、苦铁、大聋等,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吴昌硕生于书香门第,幼时随父读书,后就学于邻村私塾,十岁左右开始喜爱金石书画,经其父指点,初入门径。因为战乱,吴昌硕的弟弟和妹妹不幸死于饥馑。他靠替人做短工、打杂度日,流落他乡数年,21岁时回家务农。耕作之余,他仍苦读不辍,于同治四年(1865)中秀才。为了谋生与实现艺术追求,他长年奔波在外。光绪八年(1882),他才把家眷接到苏州定居,后来又移居上海。其间,他曾先后问业于俞樾、杨岘,并大量阅读了历代碑版、玺印、书画,眼界为之大开。虽自称“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但他习画当在三十多岁与任伯年论交之时。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曾任江苏省安东县知县,不过仅一个月就辞职了,自刻“一月安东令”印记之。光绪三十年(1904)他同丁辅之、王禔、叶铭、吴隐等在杭州孤山创办西泠印社,并担任第一任社长。

 吴昌硕书、画、印诸艺皆精,均以气势磅礴、真气弥漫为胜。其篆书脱胎石鼓,雄浑恣肆;篆刻上取鼎彝,下法秦汉,钝刀硬入,古朴苍劲;绘画取法徐渭、原济诸家,擅长花卉、蔬果、山水等。其画笔墨淋漓,色彩浓郁,气魄醇厚,一扫晚清委靡之风。他篆刻、书法、绘画诸艺精绝,风格突出,晚年声名大振,被推为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吴昌硕一生有《缶庐集》、《缶庐诗存》、《缶庐印存》及多种书画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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