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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江苏苏州人。唐开元、天宝年间宦游京兆(今西安),官居右率府长史。以书法名重当时,擅长草书,被后世尊为“草圣”,颜真卿怀素均受其指点。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张旭狂草《古诗四帖》卷(右图为作品局部)为五色笺,纵29.5厘米,横195.2厘米,凡40行,188字。此草书卷最早著录于《宣和书谱》。卷上未有张旭之款,经董其昌鉴定为张旭所书。后人多沿此说,亦存争议。全篇看来,波涛汹涌、激情澎湃,用笔气贯长虹、奔放不羁,如惊电激雷,倏忽万里,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此卷文字常常数字为一组,如“烛五云车”四字相连,另有“青鸟向金华”、“岂若上登天”等多次连笔,连绵起伏、满纸烟云。从“北阙临丹水”开始,笔势有大变化,随心所欲,不可端倪,完全是在一种忘我的境界中书写而成,见证了草书创作的巅峰之境。董其昌评此帖“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古诗四帖》所书内容,前面是两首庾信的《步虚词》,后面两首则是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史载此卷在“靖康之乱”时曾流落民间,而今得以妥善收藏,堪称奇迹。

 若只就此卷本身的书写而言,其特性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时代性。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包容、大气、多元、自信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最初是指诗歌中的蓬勃气象,因为蓬勃的思想感情而形成特定的时代性格。诗歌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但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也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等多方面极一时之盛。南宋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写道:“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盛唐气象”所包孕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这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它“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简而言之,“盛唐气象”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展现个人的浪漫、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慷慨、豪迈等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些都属于那个极富创造性、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 

 二是情感性。《古诗四帖》全篇情感充沛,令人心潮荡漾,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感染力。此卷充分将个人因素与时代因素完美结合起来。“艺术创作不能置客观事物于不顾,置理智于不顾。”(刘海粟语)也就是说,艺术自我表现并不是绝对自由的,个人的自我、自由必须与时代相一致。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必须是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生发出来,才有感人的力量。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文中有“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古诗四帖》笔势飞扬起伏、纵横跌宕,与公孙氏的剑魂舞姿所展现的精神境界一脉相通。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艺术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以自然和生活为源泉。古人没有“创作”和“作品”的概念,只道“书者,如也”、“书者,抒也”,写出来便痛快了。书法必须以情动人,表现心灵之美,或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或淋漓挥洒、百态横生,或力屈万丈、韵高千古。

 三是示范性。从整个书法史来看,草书大家不多见,但唐代一下子就出现了好几个,尤其以张旭最具代表性。张旭在技法上开后世先河,极富创造性,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非常“前卫”的,仍可以从中发掘出很多有用的因素。当代书坛行草书尤其是草书面目雷同,甚至故作姿态,原因在于只是单纯形式模仿,没有个人情感因素,技法方面普遍弱化,油腔滑调,信笔而出,难有高格。

 《古诗四帖》所用为五色笺,符合如今“颜色至上”的审美,但内容乃是抄录他人诗作,竟然不是自作诗,况且张旭还是处于一个普遍擅长诗歌的唐代,所以这一点是要“扣分”的。

 概括地讲,此作的成功至少有三方面因素:把握了时代潮流,表达了个人情感,极大地发掘了书法本体因素。一件伟大作品的出现,关键在于时代因素、个人因素和书法因素三者的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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