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于书法,亦如今人之于着装,一来是修养、身价的标志,二来是关乎读书人“面子”的事,因此人人考究,好之、乐之而不疲。这大概就是古人笔墨皆有可观处的原因所在。至于那些过分考究、为之殚精竭虑,甚至“攻之,不治他技”者,便成了历史上的书家,但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大多数人仅视书法为一种文化工具,雅玩、装点门面而已。所以,我们在审视古人稿翰时要多作理性认识,少一些盲目吹捧,不要把“书家”、“精品”、“代表作”等帽子随便戴。欧阳修的《诗文稿卷》便是这样一种“有可观处”的名人墨迹。

 此卷纵30.5厘米,横66.2厘米,行楷书,纸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卷由《欧阳氏谱图序稿》(手稿)、《夜宿中书东阁七律诗》(诗稿,见左图)两部分组成,后有南宋周必大、元张雨等人题跋。从体例来看,二稿均为手札一类的日用书写,真实反映了作者的笔墨修养及审美意趣。其书写状态轻松自然,但不失法度,提按分明,使转有度,起笔、收笔

笔沉着而富有变化,藏、露并用,表明作者在文字书写上训练有素。此卷结体宽博端庄,笔致细腻清新,字体在行、楷之间,表明作者严谨大度、从容自信的性格特征。就书法审美而言,此卷意趣显然胎息于颜鲁公,造型属“平画宽结”一类,笔力外拓,以圆笔为主,行笔苍中见润,颇有颜氏“三稿”旨趣,说明作者开蒙习字之初即以颜楷为入门法帖。待其长成,颜家规模如同己出,且熟不忘精、精而能妙,深得鲁公书法之真谛。欧阳修曾在《试笔·学书为乐》中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于是,“自此以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可见欧阳修早年的书法只是停留在“写字”层面,甚至不谙“雅玩”之乐;后来受其门生苏轼的启发,方才下得一些苦功,得其三昧。

 《诗文稿卷》中的《夜宿中书东阁七律诗》据考为北宋嘉祐八年(1063)所书,此时欧阳修年57岁。《欧阳氏谱图序稿》虽无年款,但从其言辞判断,应是功成名就者所云。因为修订宗谱对一个家族来说是一件极其慎重的大事,有资格对其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为之作序的,非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年长者而不能为,所以此谱图序的书写时间也应是欧阳修晚年,至少是“知趣”以后所作。这个判断结果与其实际书法水准可以相互印证。

 若将此卷前后“二稿”作一比较,显然前者优于后者。前者字小,属于日常书写范畴,因而笔法精熟,行间气息顺畅,文思与运笔节奏浑然天成,似乎更加得心应手;后者字大如钱,行笔多了一些迟涩、凝重的意味,加之诗句的构思与斟酌不如作文那样洋洋洒洒、一泻千里的顺畅,往往斟词酌句,推敲再三,故而与文稿相比,笔调过于理性、迟疑,倒是诗稿最后两行小字“夜宿中书东阁”与“攻字同韵否”显得轻松活泼一些。当然,欧阳修小字优于大字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精熟”二字。众所周知,欧阳修一生著述宏富,对于案头文书的精熟不言而喻。而放大到诗稿一般大小的书写,显然要少得多,因此大字略逊一筹自是情理之中。像现代大文豪鲁迅的书法即与之颇为类似,都体现一种熟稔之功。而熟之能精、精能入妙则是欧阳修此卷书法的可贵之处。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一代文宗,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时23岁)中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神宗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63岁,启用“六一居士”号,次年六月辞官归隐,第三年病逝。“六一居士”是他对自己一生中最得意六件事的高度概括:即“《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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