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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中,赵孟頫永远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

 为了矫正南宋末流摒弃古法、随意挥洒,以至书风日益单薄的颓废现象,赵孟頫作为元代书法盟主,主张复兴魏晋时代的“法”。他敏锐地觉察到,正是由于忽视“法”,而使南宋书法技巧与格调日益单调而江河日下。在他的极力倡导与实践的影响下,“复古”如一场旋风席卷元代书坛。

 赵孟頫不像某些书法家,身后几百年,只留下只言片语,或者索性连可供考证的线索都没有留下。赵孟頫流传至今的作品很多,研究赵孟頫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赵氏书法之所以能流传而愈加为人重视,主要缘于其蕴涵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卷(右图为作品局部),纸本,纵34.8厘米,横182.2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总体而言,此作呈现出赵氏书法成熟的风格样式,可称得上是其代表作。

 在面对此作时,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赵孟頫娴熟的笔墨技巧。全篇用笔精妙之至,笔致婉转流畅,点画圆圆润晶莹,楚楚可爱。其横画轻盈划过,如风行水面,干净利落,以稍露其锋的方折起笔,又以顿挫收锋向下回收,流美而又蕴藉。其竖画的收束部分,或作轻盈悬针状,或作含蓄垂露态。

 “熟”是赵书的一大特色。观此作,我们不由为其笔笔守法则、处处合矩矱的精熟笔法发出由衷的赞叹。因其熟,下笔便骎骎而行,毫不犹豫。

 可以说,赵孟頫是深得“二王”书法精髓的。此行书卷中的某些字,如“天”、“为”、“清”等,笔法、结体都与《兰亭序》一脉相承。赵孟頫书法主要以“二王”为本。他认为:“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

 赵孟頫以精熟的笔法为人羡慕。“熟”是其优点,同时也是其书法受人批评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精熟,其笔墨过于流滑而不得停蓄,导致行笔有种轻靡之感。董其昌把自己的书法与赵孟頫书法做比较时就曾说过:“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又云:“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董其昌这种生熟观极具美学深度,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清代吴德旋在谈及赵孟頫书法时也曾如此言说:“董思翁云‘作字须求熟中生’,此语度尽金针矣。山谷生中熟,东坡熟中生,君谟、元章亦尚有生趣。赵松雪一味纯熟,遂成俗派。”由于精熟,字形结构烂熟于心,故笔笔实在。正如此行书卷,用笔精到之至,从始至终毫无破绽。而我们常常提及的“趣味性因子”,此作是缺乏的。趣味作为一种技巧之外的表达方式,如古拙、质朴、残破、野逸,在有限的技巧范围内会表达出无限的韵味。趣味不是靠“精熟”获得。赵书由于太过熟练,而与趣味绝缘,这一点成为后人批评的焦点。

 提及赵孟頫的作品,人们往往喜欢把他与同时代的杨维桢进行对比。杨氏书法用笔遒劲,犹如龙跃凤翥,鹏抟鲲运,激情飞越,无意作古,而又新意迭出,百态横生,拗强清劲,个性强烈,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其书法充满一种“生”意,使人观之,赞叹不已,而又不会囿于个人审美经验之内,犹如行于陌生的山涧,未出深谷,又临深渊,乱石崩云,跌宕奇绝,使人神思浩荡,思逸神超。其间刚柔、轻重、隐显、激越、跳动、回旋,极尽变化之能事。与赵孟頫其他作品相比,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卷在行笔方面较为缓慢,线条显得厚重滋润,隐隐之中透露一股“生”感,实在难得。

 在书学道路上,赵孟頫与杨维桢继承了晋唐古法的两种不同方式。他们以其互不相同的精神气质、思维导向和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书法精神进行了异化。赵孟頫在继承晋唐书风时强化了其规整元素,把“二王”书风中、侧锋互用的运笔方式,简化为一种纯用中锋的娴熟范式,使其书风最终趋于平整化而少跌宕之变,走向一条纯粹、精工之路。而杨维桢在继承传统时,强化了奇崛、尖锐的一面,使其书风最终趋于跌宕、狂野。

 赵孟頫似乎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平、稳、正的中和之美,故其结字总是以一种面目出现———停匀端庄。“中和”给人一种宁静、恬适、唯美、超然的心灵抚慰,这或许就是赵孟頫心中的审美理想。总之,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书法也足称为一种体现“中和之美”的典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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