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这是杜甫《丽人行》中的诗句。它描写的是唐代杨贵妃的姐姐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出行游春的情景。杨贵妃受宠后,其兄杨国忠登上相位。她的三个姐姐也分别被封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经常出入禁中,唐明皇以“姨”呼之。杜甫的《丽人行》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春,以嘲讽的语气描述了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的冶容及其生活的奢侈、炙手可热的权势。
现欣赏的辽宁省博物馆藏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见上图)与杜甫《丽人行》所描写的场景正好一致。不过,《丽人行》主要属于讽谏诗,而《虢国夫人游春图》则是现实风俗画。唐代以前的仕女画多是借仕女的形象来宣传教化内容,如《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而到唐代,则出现了很多描绘妇女现实生活的画作,有的甚至直接取材于现实中的宫廷贵族。我们现欣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是画家以真名实姓的现实人物为主人公而创作的,这在唐代以前是比较罕见的。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发展。
《虢国夫人游春图》为绢本设色,纵51.8厘米,横148厘米。前隔水有金章宗完颜璟的“瘦金书”题签“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天水”为赵姓郡望,此处指赵佶。《宣和画谱》有“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画目。我们现欣赏的这幅图应为宋内府摹本,曾入金内府,“明昌”诸印玺俱全,又有宋官、私印记“合州房屋当库记”、“绍勋”、“封”字印等。卷末有明末清初画家王铎的题跋。《大观录》、《庚子销夏记》、《墨缘汇观》、《石渠随笔》、《石渠宝笈重编》诸书对其均有著录。也就是说,我们现看到的这一艺术珍品并非张萱的原作,而是北宋赵佶的摹本。
观此《虢国夫人游春图》,九人、八骑在春光中悠闲地走着。前面三骑与后面三骑是侍从、侍女和保姆,中间并行的两骑是秦国夫人与虢国夫人(也有人认为是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居画面的右上方,面向虢国夫人,正有所语。虢国夫人面庞圆润,体态丰满,肤色白皙,仪态端庄,悠然自若,具有唐朝贵族妇女的审美特点。她未施浓妆,符合户外游春的主题。她的乌发高高地绾成坠马髻,这在当时颇为流行。她外穿淡绿色的窄袖袄,内着低胸的桃红色拖裙,再加上纯白色绫纱的披肩和束腰,显得雍容华贵。画面之外,长安曲江畔的明媚春光从虢国夫人那淡定高贵的神色中映现出来。在画家笔下,两位夫人的形象不是骄横跋扈,而是气质高贵,正如杜甫所说的“态浓意远”、“肌理细腻”。画面构图疏朗,气脉连贯,用笔颇为轻松。前边三骑安排得稍微空疏些,后面五骑安排得比较紧密,层次自然,既无局促感,又无散乱感。人和马的动势都不大,从容潇洒,又保持着一种庄重感,这既符合游春的主题,又符合主人公的特定身份。
《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主题虽为“游春”,但画家并没有过多地表现周围的环境。画面上少有鲜花、草木,又没有春水、微波,只有简单的湿笔点出的斑斑草色,衬托出美丽的人物。画家着力刻画人物轻薄、艳丽的服饰,给人一种花团锦簇之感。以虚衬实表现手法的运用,使此画的意境更加空濛、清新。
《虢国夫人游春图》用笔纤细、圆润、俊秀,在力量中透出一股妩媚;设色典雅富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格调活泼明快。通常,唐代工笔画施以充实、精练的铁线描,或流动、或沉滞、或古朴。但我们这里欣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用线柔劲,这可能是赵佶在临摹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时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意趣。不过,画面的基调还是盛唐风骨。画中的人物“丰颊肥体”,正符合唐代的审美取向。但丰满之美并非盛唐唯一的审美追求,唐代气象还表现为雄健繁盛、雍容博大和乐观自信。当然,张萱画仕女很难像吴道子画鬼神那样充满力量之美,但他笔下的人物雍容大气、乐观自信。赵佶此画很好地继承了张萱画的特点。
《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立意并不在于展现贵妇人的权势,而主要在于表现她们愉悦、闲适的日常生活情景,但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唐代那种高亢、乐观的时代特征。如果将其和周昉之作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这一点。周昉画的人物也是丰满、华贵、游乐的,但大都流露出某种孤独和落寞之情。像《虢国夫人游春图》这样的欢快场景,在周昉画作中是很难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真实风俗场景的生动描绘,而且更在于它从特定的角度描绘了一个伟大艺术时代的总体风貌,并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特质。
赵佶(1082-1135),宋神宗之子。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派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吹弹、作书、作画、作赋无不精擅,在书法方面自创“瘦金体”。平生著作极多,大都散佚无存。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著有词集《宋徽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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