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叙述中不乏以“四家”“六家”等概括某一领域杰出人物的案例,此种表述凝固了某一时空历史人物的“当下”,并持续影响着后学对这一历史时段之状貌的基本认知。其中,“初唐四家”是古代书史叙述中的经典表述,是后世论者对初唐时期四位书艺卓越的书家之概括。初唐,约公元618至712年。今被广为接受的“四家”人选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主。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家古今几无异论,而第四位书家则有所变动,除了薛稷,如陆柬之、魏叔瑜等书家也曾在这一概念的历史生成中出现,但均被历史的书写汰除。[可以说,“初唐四家”构成了一个简短的书法史“片段”,在或隐或显地影响我们对初唐书法的认知。
对于“初唐四家”何以形成今所熟悉的“欧、虞、褚、薛”这一表述,明清先贤已有所质疑。而当前学术研究中,有学者从古代书家“并称”的角度探讨“初唐四家”这一表述形式,指出此类现象对书史中“经典形象”构成的作用,是论为书法批评视域下的回视。[2]具体至人选构成问题,有学者认为“初唐四家”中的第四位书家原应是陆柬之,或因文献杂抄讹传为薛稷。[3]事实上,“初唐四家”是欧、虞、褚、薛还是欧、虞、褚、陆,并非问题的核心。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人选变动的现象,以及推动这一变化产生的动力何在。探究一个书法表述之形成所选择呈现与被迫隐藏的历史片段,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书史话语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有启发意义。
是故,本文尝试结合古代书学文献,拟围绕陆柬之与薛稷二人在“初唐四家”概念中的沉浮变动问题进行讨论,尝试厘清“初唐四家”表述背后的书史动力。
“初唐四家”文本与概念的生成
“初唐四家”这一概念虽是后人对前代文本的提炼性总结,但以四人并举的表述形式来概括此时期书法成就显著的书家,早在唐代已经出现。就“四家”的人选而言,自唐以降,多围绕“欧、虞、褚、陆”及“欧、虞、褚、薛”展开,兼有“虞、褚、薛、魏”等表述,可知“初唐四家”名实之尚无统—定论的情况。
唐代文本中,有关“初唐四家”的相关表述最早见于李嗣真《书后品》中:“近代虞秘监,欧阳银青,房、褚二仆射,陆学士,王家令,高司卫等亦并由此术,无所间。”[4李嗣真又在“上下品”一阶中,并举欧、虞、褚三人,“中中品”一阶列陆柬之名,但《书后品》中不见薛稷。《书后品》所评书家自秦至唐凡八十一人(旧本未包括季斯,今本中为八十二人),其中的唐代书家至少在当时已有一定影响力。《书后品》作者季嗣真卒于696年,与薛稷(649—713)为同时代人。薛稷未见其中,可能是薛稷的书名在李嗣真撰书时尚未突显,故未予评价。
活跃于盛唐时期的张怀罐所撰《书断》中,也见相关内容。《书断》以“神”“妙”“能”作为品评书家的等级范畴,在评定等级时又以各书体水平高低作为主要凭据。其中,欧、虞、褚、陆四人均名列“妙品”一阶之“隶书”(唐时以隶称楷)与“行书”目下,后附传文也以“欧、虞、褚、陆”之顺序记述四人小传。而薛稷见于“能品”一阶之“隶书”及“行书”目下。由此可知,张怀礶已将欧、虞、褚、陆并举讨论,四人均善楷、行二体,薛稷则在此两体中属“能品”一阶,次之。值得注意的是,张怀璀是为品评撰述其前辈书家的书艺,还未形成以四人并举概述初唐书法的表述形式,但将欧、虞、褚、陆一同进行讨论,可见欧、虞、褚、陆四人的楷书与行书在当时的影响程度。另,张怀璀《评书药石论》云∶
昔文武皇帝好书,有诏特赏虞世南,时又有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等,或逸气道拔,或雅度温良,柔和则绰约呈姿,刚节则鉴绝执操,扬声腾气,四子而已。虽人已潜灵,而书方曜迹,考能录异,顿越数朝,是知君臣之间,荣辱相及也。[5]
在此篇上呈玄宗皇帝的进文中,张怀瑾对陆柬之的评价与《书断》内容稍有出入。《书断》专为论书品评而作,评陆柬之“工于做效,劣于独断”,当能显示张怀罐之真实感受。而《评书药石论》为进御之作,对先皇时期文事难免有溢言美辞,或仅示佳处,未将不工之处明示。但其以“四子”概括初唐时期的欧、虞、褚、陆四位书家,则从文本意义上为“初唐四家”概念的生成提供先例。
对于“初唐四家”的第四位书家人选而言,《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之碑文有新的表述︰
公善于草隶,妙绝时人,以笔意传次子华及甥河东薛稷,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此又贻训之余美也。[6]
是碑为魏徵之子魏叔瑜之墓碑,开元六年( 718)所立,时已值盛唐。碑文由张说所撰,文中提及魏叔瑜善书草隶一事,并记其传笔法于子魏华与外甥薛稷。碑文中的“前有虞褚,后有薛魏”,也采取了四人并举的表述方式。此处未纳欧阳询之名,且将薛稷与魏叔瑜并举。究其原因,在此蠡测一二。考虑到是碑为魏氏墓碑,按照墓志撰文的“称扬”传统,将其与曾传其法的薛稷相连缀,并与其时公认的知名书家虞世南与褚遂良并置,应有称颂魏叔瑜书法地位的溢美之意。而此举背后的底层逻辑,则是为故去的魏叔瑜寻求书法渊源方面的追认。从古人对宗法正脉观念的认同来看,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之间的师法授受关系,恰好是古代书法传授谱系中的重要片段,虞世南同时象征着智永所传承的“二王”一脉书风。而魏叔瑜曾授法薛稷,得以借此语义结构同书法正源相论,无形中成为传授谱系中的一环,对撰文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恰切的追颂方式。但是,从“初唐四家”概念的流变来看,“虞褚薛魏”之表述仅属个例,并不具为人广知的典型意义。
上述文本的撰写时间距离欧、虞、褚、陆的书事高峰应相去不远,可见将此四人并置是彼时论书的常见做法。据季嗣真的品评可知,其时薛稷尚不足以同此四人并论。而从张怀瑾《书断》撰文时间推断,其距离薛稷书事活跃时期不逾百年,评定薛稷为“能品”,应是公允评价。截至张怀璀之评问世,欧、虞、褚、陆、薛均已在历史中退场,而其历史影响正值酝酿之期。
徐浩《论书》中言:“夫鹰隼乏彩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翟备色,而翱翔百步,肉丰而力沉也。若藻耀而高翔,书之凤凰矣。欧、虞为鹰隼,褚、薛为晕翟焉。”0徐浩已是盛、中唐时人,在他的表述中已不见陆柬之名目,而以欧、虞、褚、薛相论。李肇《唐国史补》一书在评及张旭时说︰“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张长史,无间言矣。”[8]《唐国史补》所记为唐代开元至长庆年间事,这表明至李肇时,“欧、虞、褚、薛”几乎成为定论。由此,在初唐至盛唐的文本中,陆柬之仍广见于古人言语。但行至中晚唐,对薛稷的评论则更为密集。因此,至少在晚唐时,薛稷的书史地位已经呈现出上扬的趋势,“初唐四家”的模式也已基本确立。
宋代以来,“初唐四家”基本锁定在欧、虞、褚、薛四人,但相关表述并非出于讨论此四人书艺之目的,而是多以之为标准器评论其身后的书家。如,黄庭坚谓:“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褚、薛未入右军之室。”[9晁说之《景迂生集》中有论书一则:“欧、虞笔圆,褚、薛笔方。”[10]南宋周必大在评柳公权《赤箭帖》时云:“夫颜筋柳骨,古有成说。此帖瘦而骨不露,沉着痛快而气象雍容,欧虞褚薛,不足进焉。”[11]
元代赵孟濒在评价陆柬之时曾言:“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12]赵孟濒以“四子”概括欧、虞、褚、薛四位书家,可以说为“初唐四家”这一集合式名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元代虞集在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一碑的题记中曰:“楷书之盛,肇自李唐。若欧、虞、褚、薛,尤其著者也。”[13]
明清以来,论者论及初唐书家,多以“欧、虞、褚、薛”相称。解缙《春雨杂述》中,以“贞观四家”统称欧、虞、褚、薛,可谓在概念上正式确定了四家之实。其言:“智永传唐虞永兴世南伯施。伯施传欧阳率更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传薛少保稷嗣通。是为贞观四家。”[14]贞观,公元627至649年。从时间来看,生于649年的薛稷进入此以“贞观”为限的时间概念稍显牵强。因此,解缙或许是从书家的角度,根据历代公认的欧、虞、褚、薛四位书家而拟定了“贞观四家”这一称谓,而非从时间—侧来划定某一时段中的知名书家。而丰坊专叙笔法授受源流的《书诀》—文在谈到唐代书家时,已经没有陆柬之之名了。[15]此正从侧面暗示了陆柬之与薛稷二人在明人叙述中的地位分野。
从对上述文本的爬梳来看,“初唐四家”概念的确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形成阶段,约于唐代渐成“欧、虞、褚、陆”或“欧、虞、褚、薛”之规模;其二是延续阶段,宋代以来“欧、虞、褚、薛”逐渐成为评述初唐书法发展的一种具有指代性质的集合式名词,被论者用以比较及评论。其内涵已然超越了单纯谈论四位书家的艺事,而上升至整个初唐书法之评述。而隐匿在“初唐四家”人选构成变动背后的历史现象,实则是陆柬之、薛稷书名之沉浮。因此,厘清陆、薛二人之书学地位变化的原因,才是明晰“初唐四家”概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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