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穉登行书

 法度与性情
———王穉登行书《赠绍谷诗》

在书法创作中，法度与性情是一对矛盾。讲求法度，则往往限制性情的表现；表现性情，又往往偏离法度。因此，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书法家，都面临着法度与性情这一对矛盾的困扰。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与途径。
　　书法，顾名思义，当然要讲求法度，否则就是糊涂乱抹。很多人把书法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会拿毛笔写字就可以成为书法家。这一观念直接影响了当代的书法创作。一些人要么揣摩评委的口味和偏好，要么临摹以往的入展、获奖作品，找窍门儿，寻捷径，不出三年五载，便堂而皇之入选各种名目的大展，甚至成为“获奖专业户”，于是出集子、办展览、搞讲座，甚至进入高等学府传道授业，俨然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书法果真是如此之容易吗？当然不是。很多艺术家都承认，与绘画相比，书法的难度更大。十年可以成就一个画家，但十年绝对不能成就一个书法家，原因是书
 
法更为抽象，更需要功力，它所包含的因素更为复杂。书法不像绘画，创作前可以写生，创作中可以遮掩，创作后可以修补。它没有收拾的余地，没有修改的空间。加之汉字历史悠久、妇孺皆知，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书法的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各领风骚的画家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而真正开宗立派的书法家则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书法创作的难，难在法度，更难在性情。因为，仅有法度远远不够。书法重在性情的抒发，重在个性的张扬。书法创作的难度就在于在法度与性情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找到一个平衡器，使得两者达到和谐统一，实现自然天成。
　　南京博物院所藏王穉登的行书《赠绍谷诗》（见上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堪以借鉴的范例。
　　这件作品为纸本，纵26.4厘米，横23.6厘米，内容为王穉登写的一首五言律诗：“高僧无所事，趺坐竹房前。雨即花为雨，田将果作田。剃时头有雪，洗处钵生莲。独许王摩诘，频来礼法筵。”
　　从法度方面来说，这件作品称得上无可挑剔。其用笔稳健而潇洒，中规入矩而不失灵动之态，使转顿挫灵活自如，同时又处处照顾到法度的谨严。如其中的“高”、“雨”、“果”、“田”、“频”等字的横折笔，都不失唐人法度，仿佛有柳公权的影子。而其中的“僧”、“竹”、“前”、“摩”等字摇曳多姿，又仿佛米芾再现。如果仅仅是对前人的模仿，还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作品的可称道之处在于，王穉登很好地解决了继承前人而又独出机杼、讲求法度而又抒发性灵的矛盾。在创作过程中，王穉登没有拘泥前人窠臼，而是在遵从法度的前提下注重个性的张扬。这主要体现在用笔的灵活和结体的多变等方面。他依靠笔锋的使转与缠绕、上下字之间的牵连与呼应，将这件作品写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如作品中的“僧”、“即”、“花”、“时”、“处”、“钵”等字，极尽变化之能事，让人对书法的笔墨精妙之美发出由衷的赞叹。
　　从章法上看，这件作品既错落有致，又一气呵成，有一种自然和谐之美。从墨色来看，作品以浓墨为主，间有枯笔飞白，可谓燥润相映、趣味横生。
　　王穉登（1535—1612），字伯穀，其先世为江阴人，后隐居长洲（今江苏吴县）。他少有文名，擅书法，六岁即能作擘窠大字，十岁能诗，长而骏发，名满吴、会间。王穉登于嘉靖末入太学，万历时曾召修国史。同时，他也是明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文徵明殁后，文人风雅之事未有所归；自王穉登出，则执牛耳三十余年，为世所重，因此后人称其为吴门派之后劲。清钱谦益《列朝诗集》称其书法闻名遐迩，“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踵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王穉登曾辑有明代散套小令《吴骚集》，其著作编为《王伯穀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