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佛罗里达海湾海岸大学执行教授张以国先生在其《晚明书法艺术中的豪放一派》一文中认为:“17世纪晚明的书法有两个主要流派。一个是由董其昌领导的‘平淡天真’派。另一个是与之对立的‘豪放’派,主要以王铎为精神领袖,核心人物还有他的两位密友倪元璐和黄道周。”从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形式来看,晚明书坛确实存在这么两大板块。如果按上面列举的代表人物及其“流派”风格来归类的话,我们这里介绍的王穉登应属于“平淡天真”派。相对“豪放”一词来形容王铎等人书法,用“平淡天真”中的“天真”来概括该派领袖董其昌的书法,似乎不是很准确。那么,以“天成”来代替“天真”是否要好一些呢?
王穉登(1535—1612)字伯穀、百穀,别号半偈长者、青羊君、广长庵主、长生馆主、松坛道人、解嘲客卿等;祖籍江阴(今江苏江阴),移居苏州。《明史·文苑》说他“四岁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十岁能诗,长益骏发有盛名”。嘉靖末年,王穉登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幕。袁炜试诸吉士诗,以“瓶中紫牡丹”为题,众人所做诗皆不称袁炜意,独王穉登诗中“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句得到袁炜激赏。袁还数落众人道:“你们以诗文为职业,能得王秀才一句吗?”袁炜还将王穉登举荐给朝廷,但最终并没有结果。王穉登布衣一生,著有《吴郡丹青志》等。
明代中期,苏州文坛先是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名士沈周、祝允明等与之并驾齐驱,一时为盛。稍后,文徵明出,主风雅数十年。其文友有蔡羽、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穀祥、周天球、钱穀等一批文人雅士,皆以词翰、书画名于世。《明史》云:“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从上面资料来看,吴门这些文人都是精于诗文,旁及书画诸艺,仅凭能书善画是不可能成为文坛领袖的。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王穉登的书法,他显然不是明代书法史上的一流书法家。然而,当年王穉登的书名并不亚于他的诗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穉登妙于书及篆隶……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蹐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甚至“朝鲜、安南贡使亦争购翰墨,若奇珍”(乾隆《吴县志》)。可见书法水平高低和名气并不都是成正比的。王穉登以“山人”游于宦门,在当时颇有声望,前有袁炜赏识,后来“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四川省博物馆藏有王穉登书《送申驾部还朝》自作诗金笺扇面,“申驾部”即是位至内阁首辅的申时行。传世的王穉登书法,几乎都是行书、行草书。王世贞《艺苑卮言》评王穉登书法“出入淳父(黄姬水)、公瑕(周天球),而加尖峭”。周天球书法本得之文徵明。文徵明曾说:“他日传吾笔者,周生也。”而王穉登“尝及徵明门”,在书法上自然也得到文徵明的指授,王、周书法本是一家路数。王穉登书法多骨少肉,反对“肥笔溷墨”,结字偏长偏瘦,在其行草《韩愈诗卷》上就有此种体现。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韩愈诗卷》(左图为作品局部)纵28厘米,横194.5厘米,纸本。此作三十多行字,书写洒脱,一气呵成,笔法虽有变化,但基本是出于自然,没有过多的花哨动作,天成老到,毫无做作之态。我们不妨试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像“心惊人间有累……”一行中,“人”字的一撇一捺,就这么简单两笔带过,不愿,似也不屑去做其他的动作。下面几个字也是信手挥洒,实在谈不到有什么技巧可言,让人不禁思忖:写字耶?书法耶?
将王穉登的书法和董其昌相比,王穉登书法缺少的是技术性;若和王铎、倪元璐等人相比,其差别就不仅在于技术性,个性尤其欠缺。王穉登书法可贵之处,在于无论你称其为书法还是写字,他的作品基本都是处于常态,不激不厉,优游不迫。王穉登是如此,历史上不少有书名的名人书法大多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