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水墨画的时代流向（上）

20世纪,水墨画的发展和变化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其实不止水墨画,与之相应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水墨画发展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带来了不断的论争。论争的焦点反映到绘画的本体上,是时代的变化使水墨画家在文人理想与现实之间表现出选择上的差异。时至今日,水墨画要不要吸取和借鉴西方画法的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因为要发展水墨画,就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画法的长处。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艺术家要时常对社会的诸多关联进行观照。这是因为一种纯粹的文人理想几乎难以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实现;而文人笔墨经过时代风雨的洗刷,也无法为人们展现一个正脉的体格;与之相关的批评准则的建构又如同一个空中楼阁,难以企及。

 水墨画时代流向中所经历的20世纪,曲折多变,丰富多彩,为我们展现了水墨画所呈现的当代文化的诸多内容。当它成为历史的时候,这些丰富内容所蕴涵的发展的规律性,不仅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21世纪中国水墨画发展的基础。

 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的水墨画面对的是一个历史的抉择。一大批从延安或其他革命根据地来的美术干部接管了各地的美术机构或院校,并开始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改造那些旧社会的文人和画家。为了巩固新政权,美术界首先开展了新年画创作运动,以此来树立毛泽东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陈天然作品

面对新社会的新要求,尽管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水墨画家的文人笔墨一时还难以适应,可是,他们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到创作新年画的队伍之中。水墨画则暂时进入了历史的沉寂期。而在海峡对岸,随着国民党政权移居台湾,中国的水墨画文化传统与台湾地区日据时代所形成的绘画现实形成了激烈的对抗。在日本画与中国画的争论中,中国传统水墨画确立了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一大批由大陆迁台的水墨画家于颠簸过后打开行装,开始发展台湾的水墨画艺术。

 1949年以后,大陆水墨画中的文人阵营主要是教育系统中的两大不同派别:新的文人———主要是经过共产党培养和在革命队伍中锻炼过的文人,也有经过共产党教育而曾经是读过私塾、留过洋(或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文人;旧的文人———包括读过私塾、留过洋(或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文人。而民国时期,水墨画中的文人阵营主要是另外两个教育系统:读私塾的文人和留洋(或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文人。显然,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制度的不同。所谓的“新社会”与“旧社会”亦于此中表现得泾渭分明。可以说,新社会中的新文人从事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是驾轻就熟。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旧文人不仅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而且难有作为,因此,对他们的改造就成为这个时代与政权建设相关的一项重要工作。

 问题变化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过去用于自我消遣的文人绘画,在1949年之后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体制的革命工作,文人画家也转为文艺工作者。这样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文人必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的变化。当这一历史性的改造降落到每个画家头上的时候,过程中的表现就变得异常复杂。对人的改造,从思想上是去除文人脱离现实的清高之气;从行为上是将画家引到书斋、画室之外的现实中,让他们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培养与真山水、真现实的感情,从而激发其表现现实的热情,使艺术能够服务于现实。

 在1955年3月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表现建设题材的山水画和反映新生活的山水画。这些在写生基础上创作的山水画,表明了前一段时间提倡的水墨画写生已取得了成果。水墨画写生也为传统水墨画的改造起到了示范的作用。而传统文人水墨中那些过去值得夸耀的审美内容,在新的时代要求下,被改造成了新的方式,“新”的意义得到了彰显,“新山水画”或者“新国画”也得到了时代的确认。

此后,水墨画的主流就是表现新的生活———表现大跃进、人民公社,表现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工人不要计件工资。在运动迭起的年代里,水墨画家以满腔的热情紧跟潮流,表现时代的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时空中,这对传统水墨画的改造具有战略性意义———关系到传统水墨画的生存,更关系到传统水墨画的发展。

以写生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文人的水墨画在脱离书斋、画室之后显现出的新气象,首先表现在文人这个水墨主体的变化上。脱下长袍、穿上干部装的水墨画家,不再是策杖山林的逸士,而泛舟江上所想的也不是胸中的逸气。文人心态的变化直接表现为一场社会改造的成果,正如傅抱石所说的:“思想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笔墨随画家思想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表现对象的变化。

时代要求中的表现对象是新的社会现实,是新的社会制度下出现的新变化。从表现自我、抒写胸中逸气到表现时代、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歌颂时代,文人在新社会中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水墨画的时代面貌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总体上看,已经形成主流的20世纪50年代的“新国画”所表现出来的脱离画谱的新生活,不仅符合文艺方针的要求,而且也体现了新的社会时尚。文人改造的成果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从改造到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说明文人水墨转向了契合社会需求的以表现现实为主的现代水墨方式;而这种以现实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笔墨,又积极参与到现实社会的需要之中,表现出了丰富的社会主题,褪去了文人水墨的自我情怀。1957年,突然降临的“反右”运动虽然纠正了过去轻视传统艺术的思想和做法,使传统水墨画在“百花齐放”中得到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地位,但是它冲破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把一部分水墨画家打成“右派”,让他们饱受磨难。水墨画的创作在这种政治阴影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台湾画坛上出现了由年轻画家组织的“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大胆向官方的展览体制挑战。此后,他们又提出了发展水墨画的新诉求,开始了水墨现代化的历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