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自产生起走过了很长一段崎岖之路。岁月的流逝,让我们无暇回过头仔细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因为脚步匆忙,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认清自己的人生坐标。当我们如睡得寤后,是否该翻翻前人填写的人生乐章?是否该在是非争闹中找到历史前进的方向?
有人说,中国画源于心术,发于人心之变。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凡事都不是恒定不变的。作为一个画家,必须在“道无常形”中拓展“变从常起”的思维,不要一味地闭门造车、模仿古人、重复自己;要明白中国画是培养至善人格的要素,更要理解中国画艺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其实,中国画是一个用特殊手段表现创作者精神世界的画种。它自产生以来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教育和劝诫世人。正如唐代张彦远所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谢赫亦尝曰:“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的话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画家,其作品不仅仅是对生对生活的再现或是对绘画语言的一种简单继承,而更要继承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谨守向善立身、慎独立品的仁义道德规范,向世人宣传“仁者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
然而,当今一些画家看外界太多,看自己内心太少,以至于欲念、困惑太多,内心迷茫不已。正因为这样,他们创作的作品多枯淡乏味、轻佻空洞、缺乏个性、缺乏思想。即使个别作品有一定的个性,也多是画家削足适履的结果。他们让物象的形服务于笔墨,而不是让笔墨服务于物象的形。
本来中国画的笔墨是为形服务的,可有些人却偏偏颠覆它,还贬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大肆宣扬“弃除传统文化,改革中国画,创造新时代的笔墨语言体系”,就像上世纪许多人大肆宣扬“儒家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一样。当历史验证了千年的儒家理念依然适应当代社会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绘画也一样。古代哪一个画家不是通文史经哲、善诗文书画的多才多艺者呢?可当代有不少画家文化修养不高,不懂画论,只是一味玩弄笔墨。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物欲超越了人的精神的结果。画家一味玩弄笔墨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其造型技巧不过关,在绘画创作上投机取巧。
刘俊《雪夜访普图》局部
刘俊《雪夜访普图》便是根据这一史实所绘制。画家几乎完全是按照《宋史》的叙述,将其变为图画的。画幅层次分明:下部为赵普家的大门及院墙,门半启半闭,门外站着赵匡胤的随从数人;进入门内,有一段空地,然后便是全图的中心。赵匡胤和赵普二人盘腿而坐,身边置炭盆,既可取暖,又为烤肉。他们身后是一座大屏风,赵普的妻子露出半个身子,双手捧酒壶。君臣二人交谈正酣。画家运用线条十分纯熟,很富表现力。从人物形象的设定上,正面而坐的宋太祖,身形明显比侧坐的赵普雄伟庞大,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威仪。
画家在着意刻画主体人物的同时,对景象做了细致的描写。近岩远山,老树昏鸦,均被夜色笼罩着,竹叶、树枝、屋脊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天气显然很寒冷。为突出赵匡胤的天子身份,在大门外象征性地画有四个侍卫,他们似乎守候已久。这些细微的描绘,深化了雪夜访贤的主题。
刘俊,明代画家。生卒年不详,字廷伟,擅山水,入能品,人物也佳。为宫廷画家。传世作品有《雪夜访普图》、《刘海戏蟾图》等。
也许,这话过于尖刻。但是,作为画家,创作若不与社会挂钩、不与内心融合、不与传统文化贯通,那其作品还有多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呢?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些画家狂妄自大,视别人为豆腐渣,而视自己为一朵花,轻视别人、讥讽别人、诽谤别人、排挤别人已成为他们捍卫自己利益的手段。这又是为什么?轻视别人难道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平衡的内心得到一点安慰?难道人活着不该让自己内心透亮吗?难道一个人不应有宽容之心、不应讲求仁义吗?如果我们看看古代画家是如何立品、立言的,或许能找到生命在混沌之中的博爱。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造型准确,线条如蚕丝般劲挺刚健,设色典雅秀润,人物形象婉丽从容。尤其是洛神,被画家刻画得神采飘逸、情愫缱绻。这幅画是顾恺之以曹植的《洛神赋》为“蓝本”创作的。他以一颗仁爱之心描绘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体现了他对真情的赞颂。
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的场景。画家以高超的瞬间捕捉能力,成功地刻画了不同性格、不同特征的人物。此图线条流畅、爽朗,色彩艳丽、沉着,人物神态平和、谦恭,反映了画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向世人展现了北宋京城汴河沿岸及市区的繁华景象。他以巧妙的构思,将画幅分成三段:前段为郊区风光;中段以虹桥为中心,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往来的商船及汴河两岸市井的生活场景;后段为城区场景,街道纵横交错,店铺、楼阁鳞次栉比,人潮涌动,驼队响铃,健马长嘶。在这里,张择端艺术地再现了北宋都市的繁华热闹与繁荣昌盛。此画于细微之处体现了画家较强的瞬间捕捉能力和高超的处理手法。从表面上看,画家以高超的绘画技巧营构了一幅宏伟壮阔的市井风俗画,内容丰富、真实;但从画家独具匠心的人物刻画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民生、民情的关注和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尤其是画中贵胄与普通百姓在虹桥上争道的情景,更是让人觉得真实。此图体现了画家对世道人心的熟知,流露出悲天悯人、与人为和的思想。
宋代被蒙古族人推翻后,一些汉族文人借题抒发自己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入侵者的强烈不满。如龚开曾在南宋景定年间做过两淮制置司监官,后参加反元斗争。南宋灭亡后,他隐居苏杭,以卖画为生。他用绘画来表达自己对宋朝的忠贞和对元朝的不满。在他的《骏骨图》中,一马瘦骨嶙峋、老态龙钟,眼神中似乎透出一股忧念。画中的题诗“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具有点题的作用,体现了画家对饥苦百姓的同情之心。
元代任仁发的《二马图》画了一肥一瘦两匹马,其中瘦马的造型明显借鉴龚开的《骏骨图》。任仁发用肥、瘦二马隐喻贪婪与廉洁的官吏。从画的题跋“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于滥之耻欤!按图索骥,得不愧于心乎”中,我们不难看出画家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而享一己之乐的贪官的深恶痛绝。此画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了画家“廉洁为国,清风为民”的至仁思想。
明代刘俊的《雪夜访普图》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雪夜造访大臣赵普的故事。此画人物刻画细腻、表情生动,线条劲健,设色明快,表达了画家对礼贤下士的君王和精诚报国的忠臣的赞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唐寅。他性情放荡不羁,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以及劝解世人认清自我、完善自我、豁达处世的思想。这一点,无论在他的画中,还是在他的诗文中,都体现得很明显。如他在《一世歌》中这样写道:“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清代的八大山人19岁便遭亡国之灾。为了自保,他于顺治五年(1648)削发为僧,用手中的画笔宣泄心中的愤恨。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与怨恨;实际上,作为明皇室遗民,他不愿被清朝统治者笼络,不愿看到生灵涂炭。于是,他常常装聋作哑、佯作疯癫,但其内心却依旧明亮。其画中的小鸟单腿独立,白眼向上,似乎喻示着画家与清朝统治者势不两立。尽管他以意为象,但在笔墨处理上却依形而画,没有让自己局限在“只重笔墨不重形”的写意范式中。
“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这句话放在傅山身上,一点儿也不为过。傅山这位与八大山人同时代的燕赵人士,内心无意于仕途、名利,却系民族危难于心间,念民生疾苦于脑海。他博学多才,诗、书、画、医无所不精;他注重忠义孝悌,谦恭好礼,悬壶济世,仁而爱人。他告诉人们,不要做自己身体的奴隶,不要只为自己考虑而不为别人着想,人活着就是拿自己生命的曙光去照亮别人。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得知自己的朋友袁继成被魏忠贤诬陷入狱后,便从山西赶往北京,替朋友上书,奔走申辩。身为一介布衣,他不畏权势,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将袁继成从狱中救出的侠义举动震动人心。他为朋友甘愿两肋插刀的仁义在他的画作中也体现得比较明显。
现代蒋兆和的《流民图》,也让我们感受到画家至仁至爱、温良端恭的济世思想。他通过描绘流离失所的平民,来引发观者的关爱与同情。
以上这些画家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理念,通过作品向世人传达了劝过归善、忠孝端恭、至仁至义的思想。从一定意义说,中国绘画艺术几千年来从未中断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画家都具有谦恭达仁的思想。
但是,进入21世纪后,这种谦恭达仁的思想在画坛上几乎被抛弃。许多画家不再把绘画作为“明劝诫,助人伦”的教育方式。他们认为,只有改变旧观念,弃除传统,远离千年落后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接轨,才能构建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文化,也才能振兴中国画。
如果说一个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必须完全西化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要自己的文化干什么?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文化观念、民俗风情和道德法制不同,更重要的是画种不同。中国画讲究意象,而西方画则讲究具象。中国人讲仁、义、礼、智、信,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西方人讲个人情感,主张个人利益重于社会利益。
中国人在绘画中多用散点透视法,而西方人则多用焦点透视法。中国人用较软的毛笔作画,而西方人则用稍硬的笔来作画。虽然艺术是相通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绘画技法来丰富自己的绘画语言体系,但不能完全西化,以免成为西方文化的奴隶。笔者认为,身为中国人,就应该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吸取,但不能错误地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经济如此,文化亦如此。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那它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强国。
身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寻求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作为画家,我们不能以个人为中心,而要上承千古之遗风,下达民族兴衰之共性,用作品向世人传达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乐善好施、忠孝谦恭、祥和仁厚、扶贫济弱、天下为公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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