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的书法艺术是美丽的大海,那么草书就是这大海中那朵最令人陶醉的浪花。

 我觉得,凝聚着几千年来华夏儿女的审美观念,最能代表中国艺术的是书法,而促使中国文字由实用性书写上升为艺术,最能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就是草书。草书除了具备其他书体的功用,其特殊性还在于更易于流露书写者的情绪,表现书写者的个性,书写者往往在瞬间挥洒中下意识地表达出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修养。也正缘于此,所以才出现了书家无篆圣、楷圣而有草圣的现象。

 写正书往往能事先想好每字每笔的构成,书写时可以平心静气、一丝不苟,即所谓“详而静者”、“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书则更多的是随意的流露,有更多的自由性,即所谓“简而动者”、“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张怀瓘在《书议》中说:“草与真有异,真则字终意亦终,草则行尽势未尽。”正书是一个固定的激动,而草书则是一个激动的过程。张旭怀素,素有“颠张醉素”之称。此二人的狂草书创作往往是即兴的、感情奔放的,是一种情绪的完全宣泄。张旭常是“大醉,呼叫狂走,而后乃下笔……既醒自视,以为神”;而怀素则是“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人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就像唐代诗人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所描写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也正是由于这种激情,才使草书成了书法中最具欣赏价值的书体。

 正是由于这些,在草书出现后,人们才很快沉迷其间,使习草书蔚然成风,而且大家都很努力。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书法论文的汉代赵壹的《非草书》中就有“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展指画地,以草刿壁”之类的记载,甚至到了“壁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的地步。不过,虽然大家都很喜欢草书,但草书在当时却处在“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的尴尬地位,被人认为是无社会功用的书体,这不能不说是因为草书的表现性和寄情性。

当然,也正是人们对草书的前赴后继的近乎疯狂的追求,才使书写从实用性的工具上升为情感寄托的艺术。

 草书看似是即兴的、自由的,但也需要有坚实的正书基础。苏轼《论书》称:“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被黄庭坚称为“一代草书之冠”的怀素,幼时家贫,无钱买纸,种了万株芭蕉用来习字;还曾制漆盘练字,并把漆盘都写穿了。隋僧智永,人称“书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据说他在浙江永欣寺四十余年登楼不下,经年临书《千字文》,得八百本,“求书者众,门庭若市,门限为穿,后以铁裹之,号称‘铁限’”。就连张旭这样的颠狂于草书者,也有极工的楷书《郎官石柱记》传世(右图为《郎官石柱记》碑拓局部)。

 草书看似无法,实则法度森严,只不过是像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的“他书法多于意”,而“草书意多于法”。因草书“意多于法”,习草者更需注意字外功夫,即使如“颠张醉素”者,也总是“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实,“世间万物皆草书”,习草者要将眼光放到世间万物,从中汲取营养,这样功力才能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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