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李可染在艺术创作上遇到了两大困惑:一、在传统保守势力面前,他的作品是“旁门左道”,与亦步亦趋的传统章法相距甚远;二、在比较新的思潮面前,他的作品又似乎属于“旧的文人画”,缺少新意。尽管他也紧跟时代,认真画了一些年画,还参加了一些展览,但都没有引起注意。在许多国画家转向油画、连环画创作的情况下,李可染陷入了长久的思索。客观地分析了自己的艺术经历后,他得出结论:自己性格内向,不适合跟着别人转创作方向。那么,自己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最终,他还是决定在改造中国画的道路上勇敢地走下去。
1953年9月26日,李可染非常尊敬的师长徐悲鸿因脑溢血症复发不幸仙逝。斯人已去,哀伤的同时,想起徐悲鸿在世时对改造中国画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李可染觉得自己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改造中国画的重任。再有,艾青也在这一年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画的评论文章,其中有许多重要观点与李可染不谋而合,这就更增强了李可染改造中国画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要想对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画,特别是一笔一墨都讲究来历出处的山水画进行改造,谈何容易啊。要想改好,实在很难;改得不好,更会落人笑柄。有人劝他还是慎重为好。这时,他想起了恩师白石老人的一首诗:“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自有胸中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他决心效法恩师“自有胸中甲天下”的大胆独创精神,到生活中去,到大自然中去,不受“宗派夸能”的干扰,画出有新的内容和思想的山水画。为此,他还请邓散木为自己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可贵者胆”,一方是“所要者魂”。这里的“胆”,指的是胆量和勇气,要敢于冲破前人窠臼;“魂”,指的是时代精神和当代人的情感。一句话,就是要以最大的气魄和胆识,创作出震撼人们心灵的优秀作品。
1954年春末,李可染与自己的两位好友、同为中央美院教授的张仃和罗铭(刚从海外归来不久)结伴去江南写生。李可染还挥毫写了一遍那两方印章的印文(见右图),为自己的南下壮行。当时的《新观察》杂志很赞赏他们的这一举动,为表支持,特意预支了一万元稿费给他们。
他们头一站先到了无锡。在梅园、鼋头渚采风时,他们与正在太湖写生的刘海粟不期而遇。刘海粟听说李可染要在改造中国传统山水画方面作一些努力,很高兴。李可染当年曾在上海美专读书,刘海粟是校长,二人有师生之谊,学生向老师汇报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听说李可染还要去黄山,刘海粟说自己也要去,并希望能在那里会合。临别时,刘海粟怕李可染带的宣纸不够,便分给了他一些。当时,刘海粟曾在自己的一张太湖写生画作上这样题道:“余在太湖写生,李子可染一行前来探望……”说的就是这次他与李可染一行见面的事。
在杭州,他们多停留了一段时间。李可染当年曾在西湖畔的杭州艺专读书,杭州的山水风光、花草树木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次故地重游,而且又是带着一种使命前来,李可染像是第一次到杭州似的,登孤山,走葛岭,游西湖,逛灵隐寺,上六和塔,真想把一切美的东西都收入笔下。时值暮春,杭州城经常细雨迷蒙。有一天,他们登上了孤山,却又逢小雨淅沥,天色也非常晦暗,张仃说光线不行,今天只好作罢,李可染却把目光投向了远处。蓦然间,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在一边飞快地挥笔画了起来。晚饭后,李可染把自己在孤山所得拿了出来,是一张雨景小品,左上方题“雨亦奇”三个字。张仃和罗铭看后连连叫好,李可染也非常高兴。由此,他更加坚信:在屋子里临摹出来的东西,绝对无法跟在大自然中得到的东西相比。
他们的住处与黄宾虹家距离不远,便趁写生间隙前去请教。黄宾虹既亲切又热情,总是有问必答,还结合画家的人品和画品,就清代的几位画僧跟他们谈论了一番。老先生觉得弘仁的画作淡远清简,值得赞扬;髡残的画作苍茫浑厚,值得说道,并认为自己的风格与髡残比较接近。讲到高兴处,他还拿起笔来,一边示范,一边解说,让李可染等人大受教益。辞别了黄宾虹,一路回到住处,他们还在谈论着老先生高超的艺术见解。
离开杭州后,张仃因为有事先返回了北京,李可染和罗铭一起上了黄山。当时,黄山上根本没有多少游客,更没有人负责接待。他们在玉屏楼找了间房子落脚。这间房子破破烂烂的,游云湿气不时飘进荡出的,倒是还有几分诗意。他们每天和山上的僧人一起吃饭,僧人们吃什么,他们就跟着吃什么。山上时而乱云飞渡,时而天朗气清,云雾特别大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为了画到黄山真貌,他们常常趁着云雾飘去的片刻抓紧写生。面对黄山美景,李可染画了不少画,其中有一张《文殊院前望天都峰》,就是他趁乱云飞去的十几分钟画出来的。
赴江南写生整整三个月后,李可染和罗铭回到了北京,向时任美院院长的江丰讲述了在江南写生的情况,并让他看了一些作品。江丰说这些画和过去的中国画不一样,很有新意,可以办个展览让大家看看。随后,李、张、罗三人各自整理画作,于1954年9月19日在北海公园悦心殿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白石老人不但写了展标,还看了展览。这次画展共展出80余件作品,李可染就有40件,其中他在杭州富春江上画的《家家都在画屏中》最为人称道。在当时国画界一片寂静的情况下,他们把画室搬到了大自然中,画作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也给其他国画家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
正因为这样,所以许多人都把这次画展誉为“中国画发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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