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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它比其他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更为密切。除了看门、狩猎、导盲和做宠物外,它还是“十二生肖”之一。狗作为生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对此,南朝诗人沈炯在《十二属诗》中已有所提及。而以狗入画的年代则更早。最早的犬画当属甘肃临洮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狗图案,距今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了。至唐代,狗作为人物的陪衬角色出现在中国画中。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就描绘了身穿盛装的贵族妇人在庭院中赏花戏犬的情景。作品对小狗的刻画十分传神。尤其是那只被贵妇引逗的小狗,更是刻画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它为整个画面增添了无限生机,强化了画面的雍容情致。自宋代始,随着动物画独立成科,单独的犬画也出现了。流传至今的堪称佳作的宋代犬画有李迪的《猎犬图》和我们现在欣赏的《犬戏图》(见右图)。

  《犬戏图》为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25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作品描绘了一个极富生活情趣的秋天场景。庭院中点缀着

着假石、野菊和蜀葵,一只狮子狗正在追戏两只蝴蝶。只见那只狮子狗四爪支地,尾巴翻卷,仰首吐舌,两眼直盯着蝴蝶,似要纵身跳扑。

  宋代的走兽画有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分。那时,占主流地位的院体画把写实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犬戏图》中,那小狗近乎完美的造型,体现了宋代院体画的写实精神。实际上,中国绘画理念中的写实,既包括写物象的“形”,也包括写物象的“神”,且对“神”的表现更为重要。对物象“神”的细致刻画,是宋代走兽画走向成熟的表现。《宣和画谱》载:“若乃犬羊猫狸,又其近人之物最为难工。”其实,犬画之“难工”并不在于对“形”的描绘,而在于对“神”的表现。当时许多画家都能精确地描绘出物象的外形,但少有画家能表现出物象的神韵。《犬戏图》的创作者不仅准确地描绘出小狗的外形,而且还精妙地表现出它的神态。画中的小狗造型准确,神态刻画逼真,加上蜀葵、野菊等的衬托,使画面气韵更加生动。

  《犬戏图》虽是佚名之作,但从作品的技法来看,作者的绘画技巧当不低于当时画院的绘画高手。狗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然其结构复杂,形态多变,是比较难表现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记载了一个“犬马难,鬼魅易”的故事。有一次,齐王问来给他作画的门客:“画什么东西最难?”门客答道:“画犬马最难!”齐王又问道:“画什么最容易?”门客回答:“画鬼魅最容易。因为犬马人人都知道,早晚随时可见,大家都很熟悉,故而难画。至于鬼魅,谁也没有见过,可以随心所欲地画,故而最容易。”由此可见,没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是很难把狗画好的。现代画家黄胄曾说:“画兽难画狗,而宋人画狗甚精能。”这幅《犬戏图》就是一幅“精能”之作。此作之所以能达到“精能”的艺术效果,当有赖于画家非凡的写实功力和对狗生活习性的细致观察。

  细细品味《犬戏图》,不难发现,此作尺幅虽小,但技法精妙、物象传神,片帛尺纸之中饱含了画家对生命的热爱之情。

  《犬戏图》体现了宋人绘画讲究用笔劲健、色彩协调、笔精色妙这一创作法则。图中,无论是小狗,还是蜀葵,用线都很挺劲,笔力深厚,既无过分之处,也无草率之地,敷染用色于单纯中求丰富、于对比中求统一。整个画面给人以净秀、文雅的审美享受。

  《犬戏图》体现了宋人绘画强调意境的特征。宋代画家积极提倡并身体力行“诗境”、“诗画本一体”的艺术理念。他们把追求自然美、再现自然美升华到把自然和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境界,着重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他们讲究空灵、恬静的笔墨,追求自然、和谐的艺术境界。和其他宋人小品一样,《犬戏图》没有背景,给欣赏者留下了自由想象的空间———由画面景物联想到整个庭院,乃至更多,真可谓意蕴无限。这种“计白当黑”的艺术表现手法还彰显了画家宁静致远的人格修养,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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