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绘画纵横谈3

绘画的风格与特点

清代宫廷绘画艺术风格的最大特点是“中西合璧”。清宫内的欧洲画家将欧洲绘画的部分技法传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们,这种情形见于内务府档案中的多处记载。据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雍正元年(1723)“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六人仍归在郎世宁处学画”;乾隆三年(1738)皇帝传旨“双鹤跟着王幼学等画油画”。同年的档案中还有“着郎世宁徒弟丁观鹏等将海色初霞画完时,往韶景轩画去”的记载;乾隆四年(1739)皇帝传旨:“西洋人王致诚、画画人张为邦等在启祥宫行走,各自画油画几张。”乾隆十六年(1751)根据皇帝的命令,“着再将包衣下秀气些小孩子挑六个跟随郎世宁等学画油画”;随后又叫王幼学的兄弟王儒学也跟着郎世宁学画油画。乾隆十年(1745)为绘制京城图样,皇帝命令“郎世宁将如何画法指示沈源,着沈源转外边画图人画”。另外还有王幼学、于世烈等中国画家和欧洲画家艾启蒙一起绘制“线画法”的记载。“线画法”是欧洲焦点透视画在清宫中的称谓。

《嵩献英芝图》轴郎世宁作

可见,油画及“线画法”这一技法在清朝宫廷内相当盛行。雍正、乾隆两位皇帝不但允许欧洲画家以油色作画,还令中国宫廷画家学习油画技艺。可惜的是,二百余年前清朝宫廷中所画的油画作品,由于当时制作技术的局限,以及此后存放保管条件较差,再加所附着的建筑物或拆毁或重新粉饰等因素,至今已十分罕见了。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丁观鹏、王幼学、王儒学、张为邦、于世烈等人,大概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油画家了!

“线画法”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将许多自然科学的成就引入绘画艺术的结果。它力图在平面的画幅上体现出立体的效果。雍正七年(1729)出版了年希尧《视学》一书,雍正十三年(1735)再版。作者于序言中自述:“迨后获与泰西郎(即郎世宁)学士数相晤对,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绘事。始以定点引线之法贻余,能尽物类之变态。”此书还附有许多示意图,刻印亦相当精美。同时在清宫廷内,若干画家亦以焦点透视法作画,描绘中国的景色和建筑物。所有的斜向线条,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走向,集中于画面之中或之外的某一个点。此点在透视学上被称为“焦点”或“灭点”,从而在二维的平面上表达出三维的空间来。虽然透视技法运用得还不十分精确熟练,但作品不像中国传统的“界画”,所有的斜线都是平行的。

 在运用西法上,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肖像画。供职清宫的欧洲画家都有一手写实绘画的技巧,尤其在人物肖像的写生方面,有其长处。精确逼真、富有立体感和明暗层次的“栩栩如生”的新颖的肖像画,自然引起皇帝极大的兴趣。因此,皇帝们一再要欧洲画家们运用他们独特的技艺,为自己以及后妃、大臣们绘制肖像。但是这些欧洲画家并非完全照搬原先的手法,而是适当糅进中国传统“写真”的某些要素。当时许多欧洲画家喜欢表现人物脸部在特定的光线照射下分明的凹凸感,一部分脸处于亮部,一部分脸处于暗部,明暗对比强烈;而东方民族却不欣赏这种“阴阳脸”式的人物肖像画。中国传统的人物“写真”,描绘的是被画者不受光线变化影响常态下的相貌。所以清宫的人物肖像画大都兼有二者的长处,既保留解剖准确、略带明暗的欧洲风格,又有五官清晰的中国“写真”的特点。这一特色不但见于欧洲画家的作品,同样也见于中国画家的作品。

 在清代宫廷中,另一种欧洲的绘画品种铜版画一度也颇为流行。铜版画在欧洲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了,常被用来复制大幅的油画作品,单纯用黑白线条来体现油画原作的层次感、立体感和深远感,表现力十分丰富。约在康熙时期欧洲传教士将这一艺术品类带到中国。起初铜版画是用来制作地图的,到乾隆时期开始用于制作一系列描绘征战场面的组画,以此来表现历史事件,并获得成功。其中最为精致的是《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以下简称《战图》)。组画共有16幅,描绘了战场上的各次战斗。草稿由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德义四人分别绘制,经皇帝过目同意,由郎世宁将制作要求写成拉丁文的信件,交由广东粤海关及广州的“十三行”代为联系,把图稿分批送往法国刻制成铜版印刷,每幅画各印了200张。全部印制工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完成,耗银4800两。铜版被送回中国。由于这组《战图》是由欧洲画家绘制图稿并由欧洲刻工刻制成铜版,故西洋风味十分浓厚,精致细腻,明暗立体感相当强烈。

 此后,内务府仿照这一形式,又相继由中国画家制作了许多描绘乾隆皇帝武功的铜版画,如《平定两金川战图》(16幅)、《平定台湾战图》(2幅)、《平定苗疆战图》(16幅)等,共计有7组82幅之多。(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