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泰山刻石》拓片局部
《居延汉简》
李斯
一派雍容始帝风,
纷繁奏罢仰斯翁。
沧桑绝顶凌千古,
沐雨丰碑望大同。
【阐说】
一派雍容的王者风范,注定了秦篆不能在民间普遍流传。真正文字的统一,不仅需要务实的
动议、王朝的一统,还需要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持续有力的立法保障。因而,真正担当起中国文字融合发展实质性任务的是两汉。
统一的思想,自古根植于先民的意识中。李斯统一文字的举动,正是这一思想意识的反映。而文字的统一,又增加了民族心理的认同。巍巍泰岳之巅那屹立千古的始帝丰碑,一似栉风沐雨的老者,把文字的瑰奇、书法的魅力传递给代代炎黄子孙。
居延简牍
古道苍凉起大风,
万千简牍暴苍穹。
琳琅笔墨饶生趣,
书体渊流一望中。
【阐说】
万千居延汉简的重见天日,是中国书法界的幸事——书法人终于见到了比汉碑更为生动真实的汉代书法。
审视其中的隶书,我们看到了那“蚕头燕尾”的地道笔意,使转顿挫的微妙走势;体察其中的章草,我们看到了运笔之际的轻松来去,感受到了草率之中蕴涵的自然古朴的气息。这里,全然没有了《急就章》整齐的模样,更没有了“燕尾”频繁而生硬的缀笔。诸多介于篆与隶、隶与楷、章与草之间的字体,更是精彩上演了悠悠四百年汉字发展的千般好戏。这些边缘性的字体,以其淳朴、率真的个性,给那些整合诸体的书家以无尽的滋养。
汉简的出土,的确是两汉书法迟到的赐予。
20世纪,中国文明四大发现——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300公里,先秦时称“弱水流沙”(匈奴语),秦汉以后称“居延”。西汉武帝时,为了防御匈奴入侵,于太初三年 (公元前 102年)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沿弱水(今额济纳河流域) 两岸修筑了防御塞墙和烽火台,并修筑了若干城、鄣、关、亭。居延古塞,是汉代交通要道的主要防线。当年因缺水而废弃,到如今,这里又因雨水奇缺才得以保存。故居延遗址内幸存的各类文物遗存,包括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有两次重要的发掘,第一次是1930年至1931年,在额济纳河的大湾、地湾、金关、破城子等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为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管辖区内的屯戍文书,所以称为“居延汉简”。1972至1976年,又在该地区发掘木简2万多枚。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从而使“居延”一举成为汉简的代名词。
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研究汉代西北屯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珍贵的书法墨迹。简牍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属于章草的范畴,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居延汉简》用笔自然简洁,章草简册,运转流畅,衔接自然,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v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而这些《居延汉简》多为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由此可见当时书法的整体水平是很高的。
总之,秦汉之际,是我国书体各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简牍出土以前金石碑刻书法占据了中国书法史的重要位置,自大量秦汉简牍问世以来,填补了书法史上秦至东汉这一时期的空白,使书法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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