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真迹一等”的《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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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希堂是清乾隆帝的书房,上有御书“三希堂”匾额。仅八平方米的三希堂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而得名,并声名大噪。但如果仅仅认为乾隆的三希堂是以此三件书法来命名,似乎也太小看乾隆的学识和抱负了。显然,“三希”还有宋儒周敦颐所提出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也许在“三希”的天平上,乾隆是偏向书法的,而且在三希堂里御笔亲书的对联“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中,下联的“豪(毫)素”即指笔纸。但“豪素”亦可指书画,也可指诗文著述,更可理解为宏大的抱负———博学多识的乾隆在取名时肯定是有深意的。不过,藏帖“三希”中,只有王珣《伯远帖》为东晋人真迹,“二王”父子的书法皆被认定为后人的摹本或临本。三希堂中所藏两晋名家书法除《伯远帖》外,尚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在中国书法史上,“书圣”王羲之是一座至高无上的巅峰,因此在许多法帖中都收有他的书法。遗憾的是,当年被年被乾隆当做真迹收藏的《快雪时晴帖》已认定为后人摹本,其他许多传世墨迹也被定为摹本、勾填本或临本。在诸多后人摹本中,辽宁省博物馆藏《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墨宝。该卷为纸本,纵26.2厘米,横260.4厘米。宋朝时,因卷后有“万岁通天二年四月三日王方庆进”一行小楷书,故又被称为“万岁通天帖”等。

  唐张彦远在其《法书要录》卷六中记载了《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的来历:武则天“临朝称尊号曰大周金轮皇帝,时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即晋朝丞相导十世孙,有累代祖父书迹,保传于家,凡二十八人,缉成一十一卷。后墨制问方庆,方庆因而献焉。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其本加宝饰锦缋,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在此之前,唐太宗、高宗已在民间广搜王羲之书迹,尽入内府。而武则天知道王方庆的家底儿,直接找到了他,所以王方庆进献了王氏家族十一代祖、包括王羲之在内28人的书法。武则天并没有将这些宝贝占为己有,而是命人摹写后,将原作发还王方庆,此事被传为美谈。摹本因为是高手直接从原作上勾摹下来的,在最大的程度上接近于原作,故有“仅下真迹一等”之誉。此卷在流传过程中,曾两次遭火劫(一次是明代无锡华氏真赏斋大火,一次是清乾隆年间清宫失火),故卷上犹存火烧痕迹。重装后,该卷次序有所变动,致无法通读,至今犹袭未变。

  现存的《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共为七人十帖。七人为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荟、王慈、王志;十帖则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初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徽之《新月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等。这十帖中,羲、献父子的书法艺术价值无疑是最高的,王羲之二帖,又以《姨母帖》(见右图)更具艺术研究价值。王羲之对书法的最大贡献和成就在于增损古法,一变汉魏朴质书风为笔法精致、妍美劲健的新书体。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历代评论极尽溢美之词,盖因其传世的各种摹本或临本,均是他艺术风格成熟后的作品。而《姨母帖》则是他早期的书法面目,也是他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一件作品。《姨母帖》笔法朴实,笔画饱满、敦实。除了“奈何”二字有牵连外,其他字字独立。此作章法排列有序,但在秩序中求反差,诸如字有大小、笔画有粗细等。书家在一些相同的笔画上力求变化,如第一行中“一”、“十”、“三”三字中的长横,其姿态和笔法没有一点儿是雷同的。《姨母帖》还存有隶书和章草遗意,这也是此作和王羲之其他书迹异趣的一个重要表现。

  《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的摹拓技艺十分精湛。徐邦达先生曾说:“‘万岁通天帖’真可谓‘下真迹一等’……它把原纸上破缺处都以细线框出,否则真不容易使人望知是个摹本呢。”正是这种高水平的复制,才使后人可以一睹“书圣”和其他书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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