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人们出行盛行骑乘之风。马、驴、骡等牲畜是当时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水路交通则以船为主。由于五代水路交通发展迅速,所以船用得十分广泛,特别是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如长江流域的一些主要港口停泊的船只常常达数千艘。船也是渔民生活的依靠。由于当时人们驾船技术不高,水路交通事故屡有发生,所以人们十分重视出行。渐渐地,五代时期就形成了祖送、践酒、折柳、送行、酌别、软脚等送别仪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夏景山口待渡图》(上两图均为作品局部)就是董源以写实手法表现自己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的风土人情及社会环境的佳作。

  《夏景山口待渡图》为绢本,浅设色,引首纵49.7厘米,横148厘米;画心纵49.8厘米,横319.7厘米;题跋纵49.6厘米,横121厘米。画面表现的是江南夏日典型的山川景象。展卷右起是平静的水面,中远处有细长的小洲,稍近处漂浮着几只渔船,渔人悠闲地捕鱼。视线慢慢左移,就会看到一片类似“犬牙”的洲渚:坡岸

平缓,冈峦起伏,山头多作圆形,草木葱茏。再往左,冈峦上,夏木阴阴,偶见劳作的农人。垂柳依依的滩岸上,一个戴青冠的红衣人正在招呼驶来的船。画面的最左边,一位穿红袍的文人驻足岸边作拱手相送状,船上有两位穿红袍的官人望着这位拱手相送的朋友。此作景象与米芾所说的“峰峦出没,云雾显晦……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柯九思所说的“冈峦清润,林木秀润,渔翁游客出没于其间,有自得之意”十分符合。潮湿、温润的江南气候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以披麻皴和点子皴绘出起伏的峰峦,墨点由浓变淡,渐远渐淡。他画水虽亦勾线,但会根据水面反光的强弱有浓有淡地进行勾染,从而绘出具有不同反光效果和明暗变化的真实水面。点景人物用白粉、青、红诸色画出,与整个画面的色彩相协调。画中,近山与远山、近树与远树、灌木与柳树等的画法都不同。不过,画家将它们组织得有节奏、有变化,又十分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董源用何种绘画手法,都能表现出江南风物的特点。在笔者看来,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是特定的笔墨技巧形成的客体因素,特定的笔墨技巧又有利于画家更好地表现特定地区的自然风光。其实,后人所用的笔墨技法,甚至营造的整个艺术图式都是从前人那儿继承下来的。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就是对李思训、王维山水画图式和笔墨技巧的修正与改造。不过,这种修正与改造,又是建立在遵循江南真山真水的基础上完成的。

  《夏景山口待渡图》描绘的重点是坡岸寂寂、垂柳纤纤的送别场景。笔者猜想,这或许表现的是折柳送别的风俗。画中的渔人与船客为画面增添了生活情趣,使画面更加真实生动、亲切有趣。画中的人物虽然小,但较符合整个画面的比例。可见,画家在构思此图时就有表现当时社会送别风俗之意。当然,假若我们把画中的人物去掉,只留下自然风光,那么它也是一幅很好的江山美景图。

  可以说,《夏景山口待渡图》是现实主义的力作。它的博大之处就在于传达了人在自然山水中的诗化作用。这件作品与谢朓“洞庭张东地,潇湘帝子游”的诗句相映照。

  《夏景山口待渡图》的引首有明人董其昌的大字题识。董其昌称其为“天下第一董北苑”,将其定为宣和内府旧藏(参见《宣和画谱》著录)。此画拖尾有元人柯九思、虞集、雅琥等人的题诗,与画上的“天历之宝”相印证。由此可知,此图曾入元文宗图贴睦尔内府。明人张丑有诗句推重此图:“堂堂后进还居上,压倒荆关称墨皇。”清《大观录》、《墨缘汇观》、《七颂堂小识》都推此图为董氏传世之杰作,只有《石渠宝笈初编》将其定为“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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