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图像的形式演绎跌宕起伏的戏曲故事,其图像叙事方式在叙事的话语模式影响下呈现出外在造型程式化、舞台空间化等特点。但是,年画创造者在叙述戏曲故事时不是被动地再现与模仿,而是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故事情节,召唤观者重新构建出完整的故事内容,最终实现杨柳青戏曲年画在民间的广泛传播。
关键词:杨柳青年画;戏曲;图像叙事;重构
引言
清代,年画和戏曲这两种艺术相互影响,相互碰撞,逐渐形成了民间特有的艺术形式—戏曲年画。因过去的戏曲是以“出”来表演的,故戏曲题材的年画叫作“戏出年画”[1],其以图像表现戏曲故事内容,以戏曲的方式处理画面结构和人物造型,描绘人物的戏服脸谱、互动动作或者表演场景等,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2]104。本文主要以杨柳青戏曲年画图像为例,分析在戏曲年画叙事的话语模式中所产生的图像形式特点,以及其在叙事过程中产生的“重构”现象,而这种现象能“召唤”观众进入“读图”语境,从而唤醒他们的想象和情感,使得戏曲年画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和广泛的传播。
一、杨柳青戏曲年画的叙事话语模式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性冲动。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看,结构主义叙事主要是指对叙事作品本身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不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但这种叙事方式割裂了作品与外在社会的联系。经典叙事的出现打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封闭的模式,扩宽了叙事研究的领域,更关注的是叙事作品与社会环境的联系。
图1 伐子都 杨柳青戏曲年画
斯科尔斯提出要使作品叙事,其必要及充分条件即一个说者和一则故事,同时根据这个条件延伸出“话语”,即由叙述者将故事内容进行艺术化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故事是叙事的核心,话语是它的表达方式,各媒介可呈现出不同的话语形式,而基于跨媒介叙事则是研究叙事的一个更加宽泛的角度。杨柳青戏曲年画实质上是时间性的戏曲表演艺术在向空间性的视觉图像艺术转换的过程中,通过图像表现出的戏曲故事中的精彩瞬间。所以,从杨柳青戏曲年画这一跨媒介叙事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戏曲和图像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叙事学的研究中,以图像表现故事所使用的话语模式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模仿式、说明式、连环图像式,其在不同角度的叙事研究中名称不同。从图像的空间维度出发,上述三种话语模式同样契合戏曲木版年画的图像形态。在这些模式中,影响最广的主要是模仿式叙事。
它通过图像模仿出现实情景,营造出故事的“真实”错觉,让观众按现实经验想象其余部分故事并完成叙事[2]105。杨柳青位于天津,距离北京较近,杨柳青年画师们会结伴去北京戏院观赏现场表演,所以使得杨柳青年画深受京剧影响。他们把观看到的戏曲内容进行艺术化的处理,提取其中“精彩的瞬间”并刻画在图纸上,从而使得杨柳青木版年画与戏曲艺术相似,具有叙事性的特点。
乾隆时期,年画的绘制开始与戏曲题材融合,杨柳青年画大部分叙述的是昆曲、京腔剧种的表演内容,人物的形象较大,造型装扮也较为日常化。如从《盗仙草》(节选于《白蛇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出人物形象精细,但是装扮与舞台有差异。
嘉庆年间,梆子和皮黄戏在北方传播,使年画题材的表现形式渐趋丰富,戏曲演出的舞台场景开始出现在年画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的简略背景,例如《红拂传》的画面以一张桌子作为背景。嘉庆、道光年间,年画作品通常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人物的服饰装扮以及道具等都与当时的演出相似。
年画师对图像的绘制随着戏曲的变迁而不断地产生变化:在内容上,由早期的以表现传奇故事为主逐渐转向以表现历史题材为中心;在形式上,年画图像中的外在造型也更加趋向戏曲舞台上的造型装扮。因此,杨柳青年画图像与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戏曲外在的表演形式和内在的叙事结构,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年画图像的内涵实质。
二、杨柳青戏曲年画图像叙事的特点
杨柳青年画的绘制受到了戏曲叙事的一定影响。画师们通过对戏曲故事时空关系的重新理解,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空间形式。在传播的过程中,杨柳青年画形成了不同的图像叙事特点。首先,造型程式化特点。程式化的本义是标准、规范和法则。
在戏曲演出时,演员们将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进行研制、提炼,转化为舞台上的规范形式,这就是戏曲的程式。因此,杨柳青年画创作者按照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设计出人物的服装造型和妆容颜色,使得观众在观看杨柳青戏曲年画图像时,仿佛身临其境,沉浸在戏曲表演中。同时,他们通过人物的不同装扮传达其身份、地位信息,或是通过刻画脸谱的颜色表现人物性格。在戏曲舞台上,人物的外在装扮叫作“行头”。“靠”则是武生演员在骑马打仗场景中穿的铠甲,在穿“靠”的时候一定要把四面“靠旗”插在“背虎”上,这样武生的形象看起来既庄重又威武。
如,在杨柳青戏曲年画《伐子都》(图1)中,讲述了颍考叔和公孙子都为了争夺帅印而相互比武的故事。画面中,左右两边分别有二人身穿威风凛凛的铠甲—长靠,头戴鸡盔,以珠花、绒球装饰,与所穿戎服相协调。从人物衣着的程式化处理可以发现颍考叔和公孙子都皆为武将的身份,而中间穿着简单的一人为车夫。那如何进一步区分出二人身份呢?在戏曲演出时,有些人物的“盔头”上会插上两个“翎子”,“翎子”在戏曲演出过程中对人物起到装饰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舞动“翎子”表达人物的心情和神态。
在《伐子都》年画中,右边的人物用嘴奋力地咬住翎梢,眼神凶狠,仿佛对眼前的人怀恨在心。在戏曲故事中,子都抢夺军中纛旗失败,气急败坏,于是便对颍考叔怀恨在心。由此推断,右边的人物则为子都,左边气魄雄伟之人则为颍考叔。色彩也是艺术表现中极为重要的造型元素,任何色彩本身具有较强的叙事功能和象征意义。
在戏曲中,红色代表正派的人物形象,表示忠勇义烈,黑色表示勇猛刚烈,白色表示阴险狡诈,等等。而在年画创作过程中,画师通过运用色彩叙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增强剧情的连贯性。如杨柳青戏曲年画人物脸部造型融合戏曲明暗开脸和装饰勾画的手法,其色彩明艳细腻,设色程式化鲜明[3]。年画《曹操逼宫》中曹操的角色面容上挂满了开口髯,妆容涂上了白色,用白色表现出此人性格的阴险毒辣。
杨柳青戏曲年画中的人物除了脸部整体用色的程式化外,五官细节也采用了相似的赋色方法,如人物的眼睛线条细长、上挑,眼皮都施以淡红色,以色彩强调了眉眼的造型,使得人物精神抖擞,形象逼真。眼部用色程式化突出,也成为杨柳青戏曲年画用色的显著特征之一。其次,空间舞台化特点。
一切故事都需要借助空间才能展开,年画图像以视觉元素实现图像叙事“讲故事”的功能,以空间暗示观者对故事语境的重构[4]。由于杨柳青距离北京较近,画师们经常去京城的戏院中看戏,边看边绘制彩图,将所看的场景记录下来,所以便有了以下两种年画的背景空间:戏台式空间与实景式空间。前者主要是“一桌二椅”的戏曲表演场景,画面中以一些简单、不可移动的桌子和椅子等道具搭建出一个舞台空间;后者则是一个自然的空间,演员置于真实的山川或园林之中。但是,无论是哪种空间的处理方法,杨柳青戏曲年画的画面效果往往以故事情节为中心,主要人物大都分布在画面中央,或者处于视觉的焦点,突出主要人物的形象,传递出故事的内容。
如杨柳青戏曲年画《长坂坡》描绘了在曹操军队的追击下,赵子龙奋勇杀敌,保护刘备和百姓逃亡并突破重围的场景。画师运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山峦、坡石、树木等自然景物,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主观的处理,将自然景物分散在画面的边缘,以此突出赵子龙、刘备等核心人物的身份、地位,使戏曲故事真实地在二维视觉空间中展开。
三、杨柳青戏曲年画图像叙事的重构
杨柳青戏曲年画图像不仅模仿戏曲演员的程式化造型,同时又根据戏曲演出的场景将空间舞台化,营造出“真实”错觉。但在创造的过程中,画师们不是被动地遵循戏曲的表演,而是合理地选择具有“孕育性”的故事情节,通过调整人物动作、虚拟社会情境的方法,巧妙地以空间的形式“重构”戏曲故事[5]。
杨柳青戏曲年画图像叙事重构的最终目的是“召唤”观者进入“读图”语境,促使他们结合自身的认知思维、生活经历和审美想象等去观看图像。莱辛在《拉奥孔》中说画家宜选用情节发展顶点前那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杨柳青年画图像叙事是对戏曲演出的重新构建,是吸引观者最有力的“那一顷刻”,可以使人联想“那一顷刻”前与后的故事发展,并产生共鸣[5]。京剧《楚汉争》演绎了楚汉争霸时期项羽兵败后与虞姬告别的情节。
年画师并未表现戏曲演出中的故事高潮—虞姬自刎的故事情节,而是选用了情节发展顶点前“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对原有的戏曲内容进行解构,重新组织画面结构,创造出《霸王别姬》的全新艺术形象。在杨柳青戏曲年画《霸王别姬》中,虞姬听到军情,面露出忧虑之色,轻扯项羽的袍袖;项羽则一手紧握虞姬手腕,好似在安慰虞姬勿要忧愁,一手坚定有力地举起,显现出他的勇猛刚强,即使身处困境,遭受十面埋伏,也不退兵屈服。
在社会生活中,当人们遭遇挫折时,身边关系亲密的人给予安慰时,会产生肢体上的触碰,如拥抱、牵手、依偎等。这些互动动作已经概念化,在观者的记忆中建立起清晰的前后关系。所以,画面中的人物以肢体语言叙述着人物心理活动,他们之间显而易见的互动动作可以有效地使观者产生移情。杨柳青年画《霸王别姬》通过项羽与虞姬相互紧握的动作,使观者受社会型互动关系的影响,体会到虞姬、项羽的情感。观者由此获得无限的想象空间,不禁联想分别之后会发生怎样的精彩故事。
结语
图像是故事表达的一种视觉形式,它将事件的前后关系转译成一种“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杨柳青戏曲年画是典型的“以图叙事”的艺术作品,一方面借助戏曲在民间演出,进行广泛传播;别一方面遵循跨媒介的叙述方式,对戏曲剧本进行创造性的重构。虽然杨柳青戏曲年画没有丰富的文字语言,但是也能激发观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冯骥才先生强调,民间文化主要依靠我们的记忆和叙述来传承,因此必须好好保护。杨柳青戏曲年画这一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融合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方法,实现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使命。
参考文献
[1]沈泓. 中国戏出年画经典[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5.
[2]李翔. 戏曲木版年画的图像叙事形态与特征:以传统戏曲叙事为中心[J]. 四川戏剧,2021(01).
[3]陈琛. 朱仙镇木版年画中色彩研究[J]. 美术观察,2021(03):72.
[4]张文菊. 戏出年画图像叙事特点探析:以晋南《蝴蝶杯》[J]. 戏曲艺术,2020(11):119.
[5]徐玫.“诗画一律”与“诗画异质”:从莱辛的《拉奥孔》看中西诗画观差异[J]. 江西社会科学,2011(0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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