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的《洞庭东山图》

1279年,南宋灭亡,长达三百多年的宋王朝在蒙古族的铁骑下退出了政治舞台。元代,隐逸之风盛行,其中既有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原因。社会原因:作为南宋遗少,赵孟頫被元代统治者看做是笼络人心、帮扶政权的首选人物。这不仅缘自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而且还缘自他高尚的人品和丰厚的学养———为人正直、博学多才,诗、书、画皆精,且通晓音乐与佛学。政治原因:元朝当局者逼迫赵孟頫入仕。

尽管赵孟頫曾官居一品,也曾受过优厚的待遇,但并无实权。他内心的郁闷无处发泄,只好以做诗、作书、作画的方式来排解。从他的诗句“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来看,他在仕途上可谓惆怅满怀、抑郁而不得志。正是这种生活际遇,成就了赵孟頫的艺术人生,让他成为元代卓有成就的一位文人画家。他把自己的诗作融入画中,并以书法笔意入画,增强了画作的艺术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审美内涵,开创了一代新风。可以说,赵孟頫具有极高的绘画成就,但他却谦虚地说:“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赵孟頫的《洞庭东山图》(见右图)为绢本,设色,纵61.9厘米,横27.6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赵孟頫的《洞庭东山图》(见右图)为绢本,设色,纵61.9厘米,横27.6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图描绘的是延伸于太湖中的半岛洞庭东山的景色:水面宽阔,微波荡漾,一叶扁舟披波而渡;东山圆浑清幽,远处峰峦迷茫,山势峻拔;湖岸、山坡上的树木稀疏,枝干或直立、或斜欹,姿态各异,在顾盼之间似乎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画面采取边角式构图,设色清淡,点苔富有节奏感,水用柔润的细线写成,山体以披麻皴皴出,由此可以看出赵孟頫对董源画法的继承。不过,赵孟頫在继承董源画柔润的基础上,又摒弃了他的含糊不清,从而形成了秀润、清丽的自家面貌。

 赵孟頫在《洞庭东山图》中自题:“洞庭波兮山崨,川可济兮不可以涉。木兰为舟兮桂为楫,渺余怀兮风一叶。”落款“少昂”,钤“赵氏子昂”朱文印。此跋语中隐含着一种幽怨之意,体现了赵孟頫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后有乾隆御题七绝:“三湘七泽杳难分,恍见微风落叶纷。谁识王孙多意绪,月明波冷予湘君。”赵孟頫和乾隆的跋语都与屈原《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有关。由此可看出,乾隆对此画已心领神会。

 纵观赵孟頫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他开创了尚意简率的时代新风,追求画面的淡逸、空灵,注重对笔情墨韵的传达,并进一步推动了诗、书、画、印的结合,使文人画逐渐走向成熟。其二,他提出了“书画同源”的理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他提倡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中,使绘画具有同书法艺术一样的笔墨韵味和审美趣味。其三,他强调绘画要有“古意”,特别是要有高逸的“士气”。他所说的“古意”,其实是借古创新。他主张,画家要努力发挥笔墨情趣,以表达出文人的品格与精神。文人画遣怀寄情、直抒胸臆、借物言志的艺术内涵是由文人阶层共同的绘画心理和对笔墨的人格化追求而形成的。

元代的文人写意山水画能达到一个高峰,离不开赵孟頫的大力倡导与实践。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鸥波、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诗、书、画、印兼擅。其书法多学“二王”,圆转遒丽,世称“赵体”;治印以圆朱文印为最工;山水画主要取法北宋和五代画家,远学董源、李成、赵伯驹,近法钱选。赵氏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被誉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责其有失气节。这种政见之评应与其艺术之论分开。其传世作品有《兰竹石图》,上海博物馆藏;《鹊华秋色图》、《重江叠嶂图》,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秋郊饮马图》,故宫博物院藏;《红衣罗汉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