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一位与我交往多年的沪上艺友专程前往北京炎黄艺术馆观赏“程十发绘画艺术展”,因为早出发了几日,便在天津小作盘桓。老友来访,我自然是十分高兴,抖擞精神,带他游览了古文化街和塘沽外滩,引得他大发感慨,说古貌与新颜相处得如此和谐者,唯津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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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感高兴,但知道他这话未免过誉,就着实谦虚了一番。后来,我们二人在狗不理包子就餐,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沪上画家、上海文史界的前辈陈石濑。多年前,我曾经收藏过陈石濑的一件墨竹,笔墨纵横淋漓,很是大气。可惜的是,在蜗居数年间的几次搬迁中,这幅画不见踪迹,想来就十分痛惜。谈到陈石濑,我只说了那幅画和对陈氏画家的钦慕,而老友则说了很多,说到了抗战期间陈石濑高价购买并保存潘天寿遗落的画作和印章(此事详情请见本报2006年第37期三版副刊上的文章——编者注),说到了陈石濑对上海文史界的贡献,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陈石濑、陈文天父子二人的书画篆刻展,说到了陈石濑多年精心收藏的一本册页。

我觉得这本册页和册页背后所隐藏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所以写出来与众位同好共赏。陈石濑(1913-2001),字尹生,号绿天居士,浙江黄岩人,生前曾为上海美协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新华艺专校友会副秘书长。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先从事油画创作,后师从郑午昌学习国画,山水、花鸟兼擅,与上海书画界的不少名家都多有交往。1938年秋,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一片混乱,陈石濑不愿留在那里当顺民,于是变卖了家中的财务,妥善收藏好自己购得的潘天寿的画作和印章,准备南归浙江。临行前,难舍沪上的诸多旧交,更怕此别之后恐怕再难有见面的机会,他便用印有红花图案的丝绸作封面,亲手制作了一本宣纸册页,先后登门拜访郑午昌、贺天健、朱屺瞻、汪亚尘、商笙伯、孔小瑜、来楚生、唐云、吴青霞、张恂子等数十位沪上的书画名家,请他们在册页上留书留画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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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午昌等人有感于离别之情,更忧于国难当头,都欣然命笔,借自己的书画抒怀言志,萦绕于笔端的是浓浓的爱国之情,挥洒于纸上的是深深的朋友之谊。画家贺天健最好动情,据说在陈石濑的册页上作画时,他泪水盈眶,与激情狂涌之间挥毫泼墨,用大写意笔法,以浓重的墨色于右上角画极小的一角土地,土地边加凉亭一座,而后就是以留白造就的大片水面,又在广阔的水面上只加了一叶小舟,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几笔,但画面却饶有趣味而且寓意深刻,画完,他又题诗一首:“画到江山剩半壁,残烟破鼠是啼痕。请君莫上高楼看,人在南朝第几村。”面对满眼破碎的山河,面对强虏的嚣张气焰,画家心怀悲愤却又无能为力,只得在自己的画笔上寄托忧国忧民的深情。社会历史小说家、诗人、学者、书法家张恂子在册页上手书自作诗一首诗作书,诗云:“半壁江山欲画难,如烟好梦已惊残。

鼓鼙将帅思无尽,瑟瑟商声纸上寒。”国难当头,诗人悲愤万分,丧国之痛刻骨铭心,热切盼望广大的中华儿女能够同仇敌汽,拯救危难中的祖国。书画家、篆刻家来楚生画的是一只生长于扭曲藤蔓间的南瓜,而且还题诗两句:“秋来不用为霖雨,留得闲云养卧龙。”他以瓜喻人,把抗日将士比喻为“卧龙”,人民群众都支持并赞赏他们的热血奉献,表达了希望军民团结御辱的心愿。

书画家们都慷慨赐墨之后,陈石濑将这本册页与潘天寿的画作、印章等物放在一起,带回了自己故乡浙江黄岩。随后,为了宣传抗日,唤醒民众,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他还在浙东游击区多次举办个人国画作品展,而潘天寿的那幅作品和那本册页也得以一起与世人见面。1942年夏日的一天,日本飞机对浙东游击区的重要城镇进行了一次狂轰滥炸,当时陈石濑的画展正在举行,观看画展的人也很多。尖锐的空袭警报声和远处传来的炸弹轰鸣声让参观者都惊惶不已,纷纷夺门而出,陈石濑只拿了潘天寿的画作和那本册页避入了喻家的防空洞。喻家是黄岩的大户,主人喻信厚是清末榜眼、

晚清名儒喻长霖的长子,擅长书法,与陈石濑的父亲陈厚载熟识。喻信厚非常关心陈石濑,还曾经参观过陈的画展,对他宣传抗日的行为和决心十分赞赏。空袭警报解除后,陈石濑走出防空洞,请喻信厚在册页上题词。喻信厚欣然应允,当即取出笔墨,在那本众多书画家留墨的册页上题“文艺救国”四个大字,款落“尹生仁兄避警过访,以画册嘱题,书此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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