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烟云过后

华亭董其昌,无论是书法、绘画的创作,还是在书画理论上,都给明末乃至清初艺坛带来过巨大的影响。王文治誉董书为“书家神品”,称其“尺素短札,人争购宝之”。由于清康熙帝十分喜爱董书,上行下效,使董书更为风靡、流行,以至于“清初士子执管者,莫不习董”。在这个学董的大军中,沈荃是著名者。他因写得一手董书而深得康熙的器重。康熙常召沈荃入内殿谈论书法。宫中制作碑版及殿内屏幛、御座箴铭等,也都由沈荃来书写。康熙还经常让沈荃在自己的书法上加书题记跋语。史载,沈荃“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上深嘉其忠益”。

沈荃指出康熙书法的不足,当然是找出与董书的差距所在。而康熙面对这位写董书的高手,自是由钦佩而服其说了。

 沈荃在当时的书坛声名很高,人们将他与赵孟、董其昌相提并论,以“争得公书以为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追随他的人如过江之鲫。沈荃之弟沈白虽然也走帖学的道路,但在学习传统和书法的面目上,却与其兄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当时代烟云过后,我们看到,沈荃的书法难副当时之誉,而沈白的书法也未必比其兄逊色多少。

 沈白(1626—1703)字涛思,号贲园,又号天庸、天庸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书擅真、行、草,工诗,画擅山水,兼善治印、刻竹。著有《贲园文存》、《吴淞江考略》。

 将沈氏兄弟做一比较,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如沈荃为顺治九年(1652)探花、官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而沈白布衣终身;沈荃在朝受到皇帝的礼遇,声名显赫,而沈白则隐居山林,吟诗作画,超然尘外———此为两人的异处。相同处则是皆有著述传世,皆工书。不过沈白能画,而未闻沈荃擅此道。沈氏兄弟不仅在人生价值追求上存在差异,而且在艺术的见解上也是各自不同,这是我们将两人的书法风格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我们这里欣赏到的是南京博物院所藏沈白行草诗轴(见右图)。此轴为纸本,纵48厘米,横22.3厘米。沈白虽然多才多艺,但当时名气不及沈荃,书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沈白书法遗存甚少,因而要对他的书法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显然是比较吃力的。如果我们只根据这一幅作品来说三道四,更是有欠公允。

幸运的是,近年拍卖行上拍了沈白的三件作品,其中两件为行草立轴,一件为小行书诗稿,可作参考。一般资料皆无沈白的生卒年月,但记载其享年80岁,《历代画史汇传》作78岁。近见上海地方志资料云沈白生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与《历代画史汇传》记载相吻合。上述两件行草立轴皆书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沈白年64岁,应是他书法成熟期的作品。两件书法书写流畅,连绵起伏,笔墨沉着,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从面目看,有米芾、董其昌的余绪,但更多是受到王铎等晚明书家的影响。

 “闲即携琴去,酣仍抱瓮眠。本来无一事,何用更逃禅。”这件行草五言绝句诗轴写得十分随意、洒脱,敢于往“坏”里写,浓墨枯笔,挥洒自如,笔法古拙老辣而心无挂碍,与诗句内容吻合。此作尺幅不大,类似小品,与米芾一些书札不仅形似,更得神韵。作品虽然没有纪年,但从气息上看,已入“人书俱老”之境,因而书写年代当晚于上述两件立轴作品。此轴款署“庸翁”,也印证了这一点。

 嘉靖年间,江桥人王圻官至陕西布政使参议,致仕回归故里,引江水环匝于屋外,两岸植梅千株。

王圻又在此辟侣鸥池、架石桥、垒土山,题名“小邓尉”。清初,沈白隐居于此,时与友人雅聚唱和。在这个文化圈里,沈白颇受友人的尊重。康熙间供奉内廷的画家刘源绘《凌烟阁功臣图》,擅书、画、印并通岐黄术的范超著《淮泾草堂草》,均请沈白为之作序。清初,嘉定南翔黄君陛爱植花卉,归庄颜其斋曰“聚芳斋”。

黄君陛曾出册页请当时游览江南的名士傅山和严绳孙各绘一开《聚芳斋图》,吴梅村书《聚芳斋记》于册后,沈白、曹思邈跋,六人书画合为《聚芳斋图记册》。可喜的是,这件见证了当时文人雅士交游的艺术珍品,完好地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