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大学读书时,有一本书颇为流行,那就是廖静文女士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这本书,被当做爱国主义教育读物,广为发行,一时洛阳纸贵,影响巨大。在这本书中,明代的大书画董其昌几乎被当成反面人物,徐悲鸿先生对其作品表示了无以复加的反感,斥之为“匠气”、“软媚”、“庸俗”。当时的我们,对徐悲鸿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到了以先生的是非为是非、以先生的好恶为好恶的地步,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丝毫不把董其昌放在眼里,甚至对董其昌所尊奉的赵孟等人也是不屑一顾。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于前人的认识逐渐客观、平实起来。有一天突然想到,徐悲鸿先生的确在对待赵孟和董其昌的艺术方面有些“独持偏见”、有些“一意孤行”。

  个人的好恶是一回事,艺术水准的高低又是一回事,不能把个人的好恶作为评价艺术成就的标准和尺度。我以为,这种态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无论徐悲鸿先生和其他不喜欢董其昌的人如何对董其昌进行挞伐,董其昌的艺术成就都足以向人们证明:他无愧于作为明代的一位艺术大师,是一位能够千古流芳的艺术巨匠。

  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一件草书《王维五言绝句》轴为例,对他的书法成就进行一番考察。

  这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草书《王维五言绝句》轴(见上图)为绫本,纵154.5厘米,横54厘米,内容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作花未?”

  孙过庭《书谱》云:“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董其昌的这件草书作品可谓极尽使转之能事。在起笔上,他已经超越了逆笔藏锋的程式,而是率性而为,任意挥洒。“君”字侧锋取势,但不乏重拙之态。其长撇作纵势;“口”部简化为一点,巧妙地将“君”字稳稳撑住,堪称“顿之则山安”。“自”则稍作休整,用笔舒缓而内含轻灵。“故乡”两字则进入另一个节奏,两字一气呵成,可谓“导之则泉注”。“来”、“应”二字笔断意连,节奏逐渐加快,为后面的书写做了铺垫。从“知”字之后,董其昌的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笔由之、任意挥洒。他似乎是得到了一种创作上的快感,不再有任何的迟疑,不再有丝毫的顾忌,随心所欲,用笔如黄河之水,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因此,从字面上可以看到,此件作品的前六个字还有些讲求规整、讲求节奏;而自“知”之后,则进入了一个不计点画之工拙、不计用笔之快慢的新阶段。这大概和书写的材料与心态有关。前面说过,这件作品为绫本。绫是一种丝织品,比较贵重,在上面写字作画,刚开始时不免有些拘谨和顾虑;但随着笔墨的适应和心理的放松,创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墨色上来看,自“知”以下,除了在写“前”字时蘸墨之外,董其昌大概是在不停笔的状态下完成创作的,其点画之使转、飞白之流露,均是顺其自然,不加雕饰。尤其是“故乡事”的“故乡”二字,与“故乡来”的“故乡”二字虽风格一致,但面貌迥然不同:前者行笔快捷,笔画多以枯笔为之,“乡”字的最后一笔作长竖,如老藤下垂;后者则笔酣墨润,行笔舒缓,“乡”字的最后一笔处理为点状,似顽石匍匐。“来日”、“绮窗”、“前寒”、“梅作”、“花未”均是一笔写成,其起伏、顿挫、转折、收放、舒卷随时变化而又不失自然天成之态。

  一般来说,在绫绢上书写的难度要高于在纸张上书写,因为绫绢光滑且难以受墨,行笔慢则易生滞涩之弊,行笔快则易有浮滑之病。董其昌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依靠对笔墨的擒纵控制收到了慢而不涩、快而不滑的效果。整件作品给人以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的艺术美感。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尝督湖广学政、官山东副使,任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谥文敏。董其昌天资聪敏,少负重名,能诗文并书画,亦精于品题、赏鉴。其画渊源董源、巨然,以黄公望、倪瓒为宗,追求笔墨韵致,讲究风格清润。他强调“士气”,标榜“文人画”,将古代山水画分为“南北宗”,尊“南宗”为文人画之正脉。其书风如同画风,体现出浓郁的文人气息。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到董其昌对书法用力之勤、眼界之宽、取法之高。

  董其昌的书法在当时就享有盛名。明谢肇《五杂俎》云:“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闵奎《翠稿堂笺臆》云:“董玄宰先生字画之妙,超轶前代,世所其宝。”

  但以尊碑为主的包世臣和康有为对董其昌的书法则多有诟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淡,为书家中朴学。然朴而不能茂,以中岁得襄阳跳荡之习,故行笔不免空怯,出笔时形偏竭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康有为还说:“若董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时代不同,书风各异,一味用自己的眼光去评价古人、苛求古人,恐怕也不见得公允,话虽然说了不少,但大多却是无的放矢。这样的主观评论,和不说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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