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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赏析的这幅《花卉草虫图》(见右图),是明代杜大成的写意花鸟画。杜大成,生卒年不详,字允修,号山狂生,金陵人,约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从事书画活动。俞剑华在《中国绘画史》一书中把明代绘画分为摹古与写生两大流派。不过,被他列为写生一路的“以其能师造化,不徒依傍古人”的多数画家所取得的成就,远不如摹古派的边文进、吕纪等画坛巨匠所取得的成就大。就连艺术成就较高的写生画家杜大成在画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如摹古派的一些画家。这是因为明代画家多不注重写生,而以复制古画为能事,从古人粉本中找出处。

  《花卉草虫图》为纸本水墨,纵28.6厘米,横44.8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面对此画独特的艺术气息,我们不免要把它归于“极简主义”艺术中。“极简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产物。中国绘画艺术对“极简主义”的追求,也是近些年才开始的,更不用说四百年前的明代绘画了———毕竟那还是一个不很开放的社会。但由于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故画家的表现手法相对自由。如杜大成的这幅作品,笔墨简约、不落俗套,寓单纯于丰富中。画面以“简”构成,没有做背景、空间上的过多堆砌。而明代之前的绘画作品大都具有这样一种审美模式:山水画要表现出物象前后的空间关系;花鸟画不能只在某一种花草植本上做简单描绘,而要做更深层次的笔墨表现。不论写意花鸟画还是工笔花鸟画,都体现了这一审美取向。如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在画面左下角绘出茂密的草木,以衬托三三两两的飞蝶的生动之趣。再如文同的墨竹画和管道昇、夏昶的写意竹画,画家在刻画茂密的竹叶的同时,还用墨笔多层次地勾勒,使画面具有丰富的笔墨语言。

  而在《花卉草虫图》里,除对停在枝叶上的蚂蚱和一只飞蝶、几只跳跃的飞虫做了细致、传神的表现外,其余的似乎都一略而过。那一束草,似乎是笔墨可做之处,但画家没有用中国画惯用的笔墨程式去表现,而是用粗细、长短不一的线条进行勾勒。平缓、舒展的墨线,体现了画家扎实的笔墨功底。全画在严谨的布局中,又用平淡、素雅的墨笔完成了对草丛的勾写,没有那大墨团、小墨团的笔墨程式结构,也没有过多的渲染,一切都是那样素静、淡雅。画作于淡淡的墨色中传达出一种复归平淡、近乎天然本色的文人画气息。这是画家在掌握中国画写意技巧、谙熟文人画表现特点的基础上完成的。此画实现了画家从写生到创新的蜕变。

  画的下端是茂盛的草叶。长短不一的草叶勾画得十分清爽,笔力遒劲,不含糊、不拖泥带水。舒展的枝叶托起几条长长的枝蔓,展现出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画中那三三两两的草虫,姿态各异,或静止、或跳跃,真是一群顽皮的小精灵。它们给画面增添了鲜活的气息。画家对大自然中草虫的描绘,让我们感受到写生的魅力。这种看似简单的写生创作,在当时充满商业绘画气息的画坛上,显得尤为可贵。

  由简入逸、以逸造境是历代文人画家创作的圭臬。从北宋水墨画兴起之时,画坛就开始了一种自觉的文人画艺术追求。至元代水墨山水画成熟时,文人画也不断发展、完善起来。最为典型的当数倪云林“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之说。文人画家追求简逸,因此他们在用笔、构图、用色上都着力营造这种风格。倪云林在山水画创作中极力与当时以繁取胜的山水画风拉开距离,但他的刻意之笔时有“俗套”之嫌。究其原因,是他写生不够。而杜大成这幅《花卉草虫图》的简逸,恰是通过写生获得的,故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格。

  《花卉草虫图》的艺术魅力虽主要缘自画家高超的写生能力,但还与他选用当时市面上刚出现的不生不熟的纸质有很大关系。画中的线条不浮滑、不刻板,这是绢、生宣纸等很难达到的效果。画家过硬的笔墨功夫和借助纸质表现文人画艺术意韵的能力是值得后人借鉴、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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