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与董其昌是晚明艺坛上影响力极大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他俩既是同乡,又是好友,两人还有许多共同点,如年龄相当,少年时就在一起学画,都是书画家、文学家、美术评论家、鉴藏家。陈继儒曾是举人,但在29岁时,即无意仕途,“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明史》)。陈继儒自语:“予寡嗜,顾性独嗜法书名画及三代秦汉彝器瑗璧之属,以为极乐国在是。”(《妮古录》)陈继儒很早就和董其昌齐名了,他的才学深得徐阶、王世贞的推重与赏识,“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明史》)。陈继儒诗文享有盛誉,以至于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户限为穿。陈继儒偶有闲暇,便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同上)。董其昌筑“来仲楼”(陈继儒字仲醇),两人在楼上谈论画事,赏鉴文物,乐此不疲。尽管陈继儒焚儒衣冠表明志趣,但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举荐他,说他“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

与弼故事”(同上。吴与弼,明代学者、诗人。无意仕途,屡荐不出。天顺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多次上疏请辞,终获允准)。朝廷也屡次要征用陈继儒,但他都以疾病推辞了。他的这些事迹和高行,为其博得了“山中宰相”的称谓。《明史》将他列入“隐逸”目中。

  陈继儒擅画梅花,兼作山水,书法宋人苏轼米芾。他对苏轼书法的“端劲沉着”、米芾书法的“意态偏侧、沉着有力”很倾仰,并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继儒书法苏长公,故于苏书虽断简残碑,必极搜采,手自摹刻之,曰《晚香堂帖》。”又集米芾书法,刻《来仪堂帖》,可见陈继儒对苏、米二家书法的钻研和痴迷。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陈继儒行书轴(见左图),内容是为斗悬六十寿辰所作六言诗,写在冷金笺上,纵142.3厘米,横35.5厘米。此作署“崇祯”年号,但没有署具体某年。陈继儒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寿82岁。即使以崇祯元年算,陈继儒也70岁了,因此此作应属陈继儒的晚年作品。马宗霍《书林藻鉴》说:“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陈继儒是明代鼎鼎大名者,书法自是相当可观。明代与宋、元一样,是帖学的天下。但与宋、元不同的是,明代开始大量出现立轴。到了明末,更是巨制长幅充斥书坛。为了打破长幅直行的呆板、僵化,一些书家在字势上左冲右突,曲折起伏,不仅布局活泼,在视觉上也造成冲击。陈继儒、董其昌都写过不少立轴。他们也注重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变化,但适可而止,书法文雅安详,书卷气浓郁。陈继儒此作与董书相类,字与字间距疏朗,正文排成两列,而跋字略小,也写成两行,略下署姓名,再钤上“麋公”、“雪堂”两方印,在章法上自然形成错落空灵之态,如羚羊挂角,不露痕迹。

  有人说陈继儒书法除了学苏、米外,还受到董其昌的影响。这话不错,但似乎也不准确。笔者以为,陈、董二人在师承上有相同的地方,如都学米芾。再加上两人志趣相投,过从甚密,于书法一道相互切磋、相互砥砺,同气相求,因而在书法上有共通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董其昌受到陈继儒的影响更大也未可知。冷金笺纸性滑,更加成就了陈继儒此作的秀润、流畅。“正”、“当”、“十”、“合”、“上”等字写得饱满而厚重,“明”、“月”二字则写得很有姿态,为通篇定下了基调。写到后面,愈来愈流利,笔法提按力度加大,墨法枯湿互见,字形也更见矫健灵动。此作沉着与洒脱兼得,圆润敦厚中见几许苍劲老辣,十分耐看。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受聘编撰《松江府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书画金汤》、《眉公书画史》等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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