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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处:  更新时间: 2011年05月04日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董其昌自书诗卷(见右下图),为纸本,纵26.1厘米,横107.7厘米,于《石渠宝笈》中有著录。此卷字形大小在2厘米见方,用的正是董其昌所得意并擅长的行书,当为展现其水平和功力的代表作。此诗卷内容为董其昌自书《送秦光四应南都试》七律一首,书于明崇祯九年(1636)。作者时年已82岁,正值功力炉火纯青之际。此作虽为暮年之作,但丝毫不见老态。全篇飘逸空灵,风华自足,充满古雅淡远的书卷气,呈现出一种天真烂漫、恬淡虚静的高远意境。此卷用笔精到,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点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其结体多姿,偶见颜风柳骨和米芾意趣。如“试”、“行”、“士”等字含鲁公笔意,“秦”字有柳骨,“汝”、“贤”二字隐然有“米癫”之神韵。此卷分行布局疏朗匀称,用墨枯湿、浓淡相间,尽显其妙。董其昌能熟练地驾驭长锋羊毫,用笔轻松,若不经意。此作点画细长,婉转流畅,用笔起止、行笔方向中的细节很多,各有不同,处理精妙,脉络一

一一呈现。董其昌平生以行草书造诣为最高,个人创造性颇多,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却能不为前辈所掩,最终脱颖而出。就像他自己曾经说的:“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画禅室随笔》)又说:“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同上)

  任何书家一旦将某方面的风格特征发挥到极致,必然在另一方面呈现出不足。董其昌的行草书做到了散逸、虚灵和雅熟,但由于缺乏顺涩、提按、疾缓的变化,故而难免笔力浮滑和模式单一。董氏书风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中非常走俏,但后来也遭到康有为的讥评:“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客观地说,董氏个人书风是其性格和审美追求使然,没有特别夸张之处,不像王铎之作有很多强烈的对比因素。董其昌的书法注重“喜而不露,怒而不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的塑造,最终走向阴柔与阳刚兼而有之的“和谐”。和者,并不是一个节奏、一种味道,仍然因时、因地、因情、因境而异。董其昌学颜书,专事《多宝塔碑》,在此基础上另辟一途,可见其心志。为了突破前辈和远避同时代的书家,董其昌把“中和之美”发挥到极致,力求在整体上表现出独特的韵味。“韵者,美之极”(宋范温《潜溪诗眼》),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和生活状态。清康熙帝对董其昌书法曾大加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

  董其昌毕生极力推崇和倡导士气与书卷气,“蓄意象于笔底,发美情于毫端”。简而言之,书卷气是由人的内心自然流露出的一种个人气质。表演艺术可以通过模拟、暗示甚至是说话语气表达出作者的思想和所要传递的信息,而书法必须通过笔法、墨法、字法和章法等技法来实现。董其昌曾自言:“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矣。”(《画禅室随笔》)他在用笔上强调虚灵变化,突出夸大白地儿的章法视觉效果,最终将士大夫文人崇尚自然的率真之趣表现得一览无余。归结到一点,笔者认为,书法大家的笔墨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干净”。一是笔法上干净利落,如果拖泥带水,必然功力、火候不到;二是气息明雅不浑浊,不管如何夸张变形、狂放恣肆,都能显示出个人气质,不落俗格。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情趣、境界,既有情,也有趣。趣味之韵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对趣味的审美表现是艺术创造的一种追求。人的精神个性是内在的,技法表现个性是外在的,二者又是统一的。

  董其昌作为一代大家,自有其过人之处。从纵向上来看,他在“二王”、米芾为代表的这一体系的书风中,能食古出新;从横向上来看,在整个明代书法史中,他能出类拔萃、自成一家。董其昌不像米芾那样极力强化自己的个性,而是走“淡”化路线———没有特别强烈的风格,最终也形成一种风格。从本质上看,董其昌运用的是“减法”,比之米芾的丰富变化来说,大大弱化了某些点画、结字的个性特点。繁复是一种美,简单也是一种美,但必须要得体。其关键在于要有一个锤炼的过程———书写中技法的积累,又融合以整个人生的修炼。董其昌的临摹功力积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最终其书法与人生同步,达到了人书俱老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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