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书自书诗卷

作者：  出处：  更新时间： 2011年05月04日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董其昌自书诗卷（见右下图），为纸本，纵26.1厘米，横107.7厘米，于《石渠宝笈》中有著录。此卷字形大小在2厘米见方，用的正是董其昌所得意并擅长的行书，当为展现其水平和功力的代表作。此诗卷内容为董其昌自书《送秦光四应南都试》七律一首，书于明崇祯九年（1636）。作者时年已82岁，正值功力炉火纯青之际。此作虽为暮年之作，但丝毫不见老态。全篇飘逸空灵，风华自足，充满古雅淡远的书卷气，呈现出一种天真烂漫、恬淡虚静的高远意境。此卷用笔精到，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点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其结体多姿，偶见颜风柳骨和米芾意趣。如“试”、“行”、“士”等字含鲁公笔意，“秦”字有柳骨，“汝”、“贤”二字隐然有“米癫”之神韵。此卷分行布局疏朗匀称，用墨枯湿、浓淡相间，尽显其妙。董其昌能熟练地驾驭长锋羊毫，用笔轻松，若不经意。此作点画细长，婉转流畅，用笔起止、行笔方向中的细节很多，各有不同，处理精妙，脉络一

一一呈现。董其昌平生以行草书造诣为最高，个人创造性颇多，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却能不为前辈所掩，最终脱颖而出。就像他自己曾经说的：“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画禅室随笔》）又说：“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同上）

　　任何书家一旦将某方面的风格特征发挥到极致，必然在另一方面呈现出不足。董其昌的行草书做到了散逸、虚灵和雅熟，但由于缺乏顺涩、提按、疾缓的变化，故而难免笔力浮滑和模式单一。董氏书风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中非常走俏，但后来也遭到康有为的讥评：“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客观地说，董氏个人书风是其性格和审美追求使然，没有特别夸张之处，不像王铎之作有很多强烈的对比因素。董其昌的书法注重“喜而不露，怒而不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的塑造，最终走向阴柔与阳刚兼而有之的“和谐”。和者，并不是一个节奏、一种味道，仍然因时、因地、因情、因境而异。董其昌学颜书，专事《多宝塔碑》，在此基础上另辟一途，可见其心志。为了突破前辈和远避同时代的书家，董其昌把“中和之美”发挥到极致，力求在整体上表现出独特的韵味。“韵者，美之极”（宋范温《潜溪诗眼》），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和生活状态。清康熙帝对董其昌书法曾大加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

　　董其昌毕生极力推崇和倡导士气与书卷气，“蓄意象于笔底，发美情于毫端”。简而言之，书卷气是由人的内心自然流露出的一种个人气质。表演艺术可以通过模拟、暗示甚至是说话语气表达出作者的思想和所要传递的信息，而书法必须通过笔法、墨法、字法和章法等技法来实现。董其昌曾自言：“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肥则大恶道矣。”（《画禅室随笔》）他在用笔上强调虚灵变化，突出夸大白地儿的章法视觉效果，最终将士大夫文人崇尚自然的率真之趣表现得一览无余。归结到一点，笔者认为，书法大家的笔墨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干净”。一是笔法上干净利落，如果拖泥带水，必然功力、火候不到；二是气息明雅不浑浊，不管如何夸张变形、狂放恣肆，都能显示出个人气质，不落俗格。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情趣、境界，既有情，也有趣。趣味之韵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对趣味的审美表现是艺术创造的一种追求。人的精神个性是内在的，技法表现个性是外在的，二者又是统一的。

　　董其昌作为一代大家，自有其过人之处。从纵向上来看，他在“二王”、米芾为代表的这一体系的书风中，能食古出新；从横向上来看，在整个明代书法史中，他能出类拔萃、自成一家。董其昌不像米芾那样极力强化自己的个性，而是走“淡”化路线———没有特别强烈的风格，最终也形成一种风格。从本质上看，董其昌运用的是“减法”，比之米芾的丰富变化来说，大大弱化了某些点画、结字的个性特点。繁复是一种美，简单也是一种美，但必须要得体。其关键在于要有一个锤炼的过程———书写中技法的积累，又融合以整个人生的修炼。董其昌的临摹功力积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最终其书法与人生同步，达到了人书俱老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