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孙过庭在他的专著《书谱》中这样写道:“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孙过庭的《书谱》文辞优美、书艺精湛,是一部千余年来被书法家以及书法爱好者广为传诵、临摹的书学名著和经典范本。所以,自唐、宋以降,但凡研习书法和从事书论研究者,无不对此文顶礼膜拜,奉为圭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对先贤给予应有的尊敬,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达到“敬畏”、迷信,根本不敢正视的程度,就不可取了。科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孙过庭虽然很杰出,但他也难免因历史与自身的局限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说出不够全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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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书谱》中有关"五乖五合"的论述颇有玄机.

 下面让我们对孙过庭“五乖五合”之说做一详细分析。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此句前半句很有道理,后半句则不够全面。由此可以看出,对书法风格形成的因素,孙过庭没有清晰的认识。“流媚”、“凋疏”,是书写者书法风格的特点,与工具材料有关,与“乖”、“合”无直接关系。在“五合”论中,孙氏说“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而能够对书法艺术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而是最后的两点———“纸墨相发”、“偶然欲书”。而其中“偶然欲书”则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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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书谱》局部

五合五乖原文如下:

“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一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

“合”就是和谐、适合、融合;“乖”就是违背、违犯、不和谐。

具体看五个“合”和五个“乖”

1“神怡务闲”:是指精神状态良好,无杂务缠身,身心处于极为放松之自然状态,在此心境下作书,定当和谐。此第一种和谐状态。

“心遽体留”:与“神怡务闲”相悖,对应为一种极差的创作状态,俗务缠身,身心疲惫,精神涣散,身心·处忙乱之中,无法闲静。此第一种不和谐状态。(所以临帖创作,最好关掉手机!~)

2“感惠徇知”:酬谢知己,或以书法形式表达亲朋对自己之恩惠。此种心绪可充分调动书写者积极性。此第二种和谐状态。

“意违势屈”:违背自身心意,或迫于某种情势,在极不和谐、舒畅之情境下作书。此第二种不和谐状态。

3“时和气润”:指天朗气清,空气湿润,气候宜人,优良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作书。此第三种和谐状态。

“风燥日炎”:泛指不利之气候条件,或空气干燥,或赤日炎炎,或寒冷异常,或电闪雷鸣。此第三种不和谐状态。

4“纸墨相发”:指笔墨、纸张俱为精良,得心应手。此第四种和谐状态。

“纸墨不称”:笔墨、纸张等书写工具俱不称手,影响水平发挥。此第四种不和谐状态。

5“偶然欲书”:指有时灵感突现,创作欲望异常强烈。此种情形易激发兴趣,下笔有由,成功率高。此第五种和谐状态。

“情怠手阑”:情绪低落,身心疲惫,精神倦怠,无创作欲望。此第五种不和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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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种不同创作状态,可概括为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

“神怡务闲”、“感惠徇知”、“心遽体留”、“意违势屈”此指主观精神、情绪、情感等乖、合情形。

“时和气润”、“纸墨相发”、“风燥日炎”、“纸墨不称”则指客观上气候、温度、纸张、笔墨好坏等乖、合情形。

因而,“五合五乖“是主、客观相生相克,互相关联、牵制的综合关系。由于相生相克的相互变化,使得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书法作品会有优劣不等的各种层次。

其实,在孙过庭之前,也有很多大书法家对书法创作的状态有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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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笔论》: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

蔡邕认为在作书之前,要舒散怀抱,随意所适,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这似与孙过庭“神怡务闲”、“心遽体留”有异曲同工之妙。

虞世南《笔髓记》:

“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

虞世南强调书法创作前的心理准备,创作主体处在一个极为虚静、专注、凝神静思的状态下作书。

此外,“偶然欲书”的灵感,是指创作灵感的突然降临,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冲动,这个时候“偶然欲书”,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作品的创作成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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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虞世南曾说:“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

当灵感来临时,创作主体处于一种异常亢奋的精神状态,内心激情涌动,思维活跃,往往会收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传世的《兰亭序》、《韭花帖》、《黄州寒食诗》等无不在特定的环境、气氛和创作者非常好的书写状态下诞生的!

孙过庭的“五合五乖”论,既是多年书写实践的总结,也是书作品评的要诀。这些创作观点明显超出前代,他把创作过程中的各方面因素都总结归纳为乖合不同的各种情形,计十种不同的创作状态,论述系统而全面,见解独到而深刻!

此后的众多书家在论及书法创作这一理论时已很难超越孙过庭的思想高度,仅此便足令孙氏奠定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偶然兴起提笔作书,这一点作为书法创作之灵感,是相对于书法创作之主体———人来讲的,比书法创作之客体———工具、材料等更为重要。况且,毛笔之作用要远远大于纸和墨的作用。纸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是当今亦有一些书法佳作是书法家用包装纸或其他纸张创作而成的。而“神怡务闲”、“时和气润”这两点对于现代人来讲,并不重要。气候炎热或寒冷不能成为书法创作的不利因素或障碍,更不能对书法创作产生大的影响,记得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不少获奖作品和入选作品都是在天气炎热的“三伏”天创作完成的。

我们知道,事物的存在都有其两面性,“感惠徇知”更是如此。它可以使书法家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但是,感恩、酬答有时也会限制、阻碍创作者创作激情的发挥和释放,甚至成为书法创作的负担,使书法家变得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给书法家造成心理障碍,进而影响其艺术创作。所以,笔者以为,所谓的“五合”未必完全都是书法创作的有利条件与因素。而其中的“感惠徇知”有时也可能转化为不利因素,成为书法创作的负担,影响书法创作。而孙氏文中“五合”之排序,也不尽合理。如果按书法艺术创作规律来说,笔者觉得理应为:“偶然欲书,一合也;纸墨相发,二合也;神怡务闲,三合也;时和气润,四合也;感惠徇知,五合也。”

 孙过庭的“五乖”论中,依次为“心遽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按照书法创作之常规,此五点是书法创作的不利因素。但是,事物的发展都不可一概而论。书法创作可以忙中偷闲,写不出大作品,可以写小作品,还可以将创作小作品作为“心遽体留”的身心调节。至于“风燥日炎”,如前文所言,对现代人来讲根本不是问题,更不会成为影响书法创作的重要因素。

 孙过庭又言:“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意为“合与不合,书法优劣差别很大,天时不如工具得宜,工具得宜不如心情舒畅”。笔者觉得应再加上一句,心情舒畅不如“偶然欲书”的“心有灵犀”。

 孙过庭认为,五个不利因素聚集在一起,便会神思闭塞、下笔茫然;五个“合”都巧合集中在一起,便会心情愉快、笔调流畅。这些话从表面来看,并无大碍;但是从书法创作发展规律来看,这些话显然过于片面,不够严谨。更多的例子不用讲,就拿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宋代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这两幅千古经典佳作来说,都不是在“神怡务闲”、“时和气润”的心境和季节创作完成的:《祭侄文稿》是在“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种社稷危急、痛失亲人之后的环境下创作的;而《黄州寒食诗帖》则是在作者被贬黄州三年之久,“死灰吹不起”,心情极度苦闷的情绪状态下书写的。这与孙氏文中的“乖”、“合”之理完全相悖。

当然,我们是现代人,生活在21世纪,应该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更不能苛刻地用今人的条件、知识结构要求孙过庭。

 笔者前面对孙过庭《书谱》中的“五乖五合”做了分析,并结合历史上书法艺术创作的经验、要素,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几条与“五乖五合”观点不同的结论:

 一、“偶然欲书”是灵光闪现,是创作激情、灵感的碰撞和迸发,是创作佳作的绝好时机、关键所在,须迅速捕捉、及时创作,故而应排序第一。

 二、得佳纸、良墨,不如得好毛笔,毛笔在创作中较佳纸、良墨更为重要。

 三、“神怡务闲”未必能在佳作创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不是佳作创作的唯一最佳时机。

 四、具备“感惠徇知”及“时和气润”,并不代表就可以创作出佳作,尤其是在当今时代。

 五、五种要素相合的时机出现,并不代表就可以创作出佳作,更不是创作佳作的唯一的最好时机。佳作是完备技法、真挚情感的产物,是主客观的完美结合。

 由此不难看出,人即使再优秀,也会有局限和不足,难免会做出不够客观、全面的判断。孙过庭虽然是位杰出的书法家、书学理论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也许仅了解《兰亭序》等部分佳作产生的背景,符合所谓“五合”的特殊机缘,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到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这样的作品产生时的诸多因素和历史环境。这不是孙过庭的错,也不是他做学问不够扎实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首先,学术问题是一项大工程,有些问题是历史的局限,非个人能力所及;其次,个人对书法创作的认识程度、方法及角度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尽相同;再次,书法创作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会因个人习惯、知识结构、审美等不同而出现轻重、前后的不同,故既不能一以概之、唯我独尊,也不能偏听偏信、随波逐流。有道是“所有理论总是灰色的”(德国诗人歌德《浮士德》),但艺术生命(含艺术作品)永远是鲜活的,因而理论研究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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